在商言商：古董大鳄卢芹斋和戴润斋的跨国版图(图)

　　文/杜卡

　　编辑/黄楠插画/龙章伟

　　图片提供/杜卡

　　来源：《艺术商业》9月刊

　　新旧更迭的民国，没有了生活来源的八旗子弟们将祖辈传下的珍贵古董或是宫中文物纷纷拿出来典卖。日益开放的江浙一带，成为古董交易和酝酿国际化古董商的沃土。浙江湖州的卢芹斋，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叱咤欧美的古董大鳄；江苏无锡的戴润斋，则是二战后新一代中国艺术古董商中的翘楚。

　　卢芹斋：首位全球视野的中国古董商

　　跟班小子随行到法国

　　卢芹斋，在中国和欧美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国人因他大量走私文物而扼腕痛惜，西方人则将他视为中国艺术品的使者，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这其中的是与非，诚然难以说清，但不可否认，卢芹斋的确是一个传奇。

　　卢芹斋，本名卢换文，1880年生于离上海300公里远的浙江湖州卢家渡。对于自己的悲苦出身，日后在欧美功成名就的卢芹斋不愿提及，甚至很模糊地编了一套稍微体面些的故事。但是在2013年出版的卢芹斋传记中，作者杰拉尔丁?勒南(GéraldineLenain，佳士得中国瓷器与艺术品部国际主管)首次通过一手史料和访谈，详述了他不为人知的早年生活。

　　卢换文家里特别穷，幼年时母亲自杀，不久父亲也过世。他是由一位远亲抚养长大的。父母双亡、由亲戚抚养的经历，让人想起另一位传奇人物、女画家潘玉良。身世不幸的孩子们，都早早体会到生存的艰辛，格外知道努力和珍惜。潘玉良邂逅她的贵人和爱人潘赞化，从此习画，正如卢换文遇到他一生的贵人张静江，进入古董行。

　　十几岁时，卢换文离家到富庶的名镇南浔谋生，进入巨富张定甫的家厨做小工。张定甫的二儿子张静江(1877?1950)是大才子，日后当上国民党首任党主席。据说卢换文的母亲曾是张静江的奶妈，这或许是他到南浔投靠张家的渊源。

　　张静江可谓是双料名门之孙。他的祖父张颂贤与外祖父庞云?，相当于今天的李嘉诚和霍英东，都是顶级富商，占了“南浔四象”中的两象。两位爷爷个性都开朗豪爽、冒险进取、热心公益，这些对张静江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后厨做饭的小伙子卢换文，吃苦耐劳又干活利索，不久被提拔为二公子张静江的贴身仆人。二公子年少时患有骨痛症而跛足，而且右眼几乎没有视力。跟班的卢换文把主子照顾得妥妥帖帖，深得主人好感。于是在1902年，当25岁的张静江获派中国驻法使馆商务参赞时，他唯一带上的家仆就是22岁的卢换文。随行的还有张静江的夫人、苏州名门之后姚蕙，姚蕙的弟弟姚叔来(后也成为大古董商)，李鸿藻之子李石曾等。

　　变身古董商娶妻生女

　　出身商贾豪门的张静江到巴黎后弃官从商，由其父出资30万元，创办通运公司，经营湖州的传统外销商品茶叶、丝绸、地毯以及在国内搜罗的珍贵古玩。他得其舅父庞莱臣提供古董书画的货源，获取大利。而在通运公司内部负责古玩业务的心腹爱将，就是没怎么念过书但是学习能力超强的跟班小子卢换文。

　　通运公司位于巴黎马德兰大教堂的左边，卢换文就是在那里开始掌握了古董鉴赏和识别经验，同时学习从中国进口贸易的各项环节。不过，当时欧洲人对中国古董还没有概念，他的第一批货亏本了。但他很有生意头脑，与当时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和收藏家谢阁兰、拉蒂格、沙畹、伯希和等人保持良好关系，一步步在法国古董界崭露头角。

　　1905年，张静江在船上结识孙中山，后来成为终身挚友。1906年起，他多次在经济上鼎力资助孙中山及同盟会，而这些资金大多来自通运公司由卢氏负责的古玩业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卢氏称得上国民党建党前夕的幕后财神。随着张静江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协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28岁的卢换文决定自立门户，成立了来远公司。1908年，他给自己一个全新的身份，换掉有点土气的原名，改名为雅致的“卢芹斋”(LooChingTsai)，日后西方各界习惯称他C.T.Loo。

　　在巴黎站稳脚跟后，1910年30岁的卢芹斋和年仅15岁的妙龄姑娘玛丽罗丝(Marie-Rose)结婚。然而根据勒南的详细描述，事实上，玛丽罗丝的母亲，年长卢芹斋4岁的欧尔加(Olga)才是他真正的情人。她同时也是促成这桩婚姻的媒人，以延续两人的婚外情。在卢芹斋与家人的合照中总有“岳母”欧尔加的身影，而且在绝大多数照片中他也总是“恰巧”和欧尔加站在一起。

　　他与玛丽罗丝共育有4个女儿(Monique、Denise、Olga和Janine)。巧的是，张静江也是女儿成群，和前后两任妻子分别育有5个女儿(他还有两个儿子)，合称10朵金花。卢芹斋始终遗憾没有儿子。家有4位千金，却多次表示自己没有“孩子”。以至于他临终前对最崇拜他的女儿佳宁(Janine)说出的“佳宁，你像个儿子一样有作为”，成为伴随她一生最大的赞美。即使如此，他仍受到4位女儿的爱戴。

　　成家立业的卢芹斋，1912至1915年间，每年都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到中国进货，并在北京和上海与人合股开设商号。他出主要经费，对方经手鉴定并收购古董。卢吴公司就是卢芹斋与上海古董商吴启周合作，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牛”的私人古董出口公司。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等地的古董生意一落千丈。卢芹斋随即将敏锐的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的新兴市场美国。在纽约麦迪逊大街与第57街的街角，他开设了一家分店。显然，美国让他赚到了更多的钱。

　　对于卢芹斋的商业策略，佳士得专家、卢芹斋传记的作者勒南解析道：“他是第一位了解市场全球化的古董商；他是第一个直接到中国去找货，然后拿到美国和欧洲卖的古董商。在他之前，古董商只是在当地找货。他第一个了解到货在中国但钱在西方，必须到货源地去找东西并拿到有钱的地方去卖。因此他很快在北京和上海开设分号，有专人在全中国各地找货源，跟他联络，为他保留货源。他则每年到中国一两次，看货、取货、订货，拿到西方去卖，同时了解中国境内的最新行情。他的活动范围横跨欧、美、亚三大洲。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则是钱在中国，艺术品在西方，情况正好相反。而且，今天人们的逻辑是将这些中国艺术品运回中国。”

　　财大气粗横跨欧美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的艺术考古活动进入一个高峰期。许多文物被挖掘出来，很大一部分进入市场。卢吴公司财大气粗，有实力将市面上流通的好货，包括青铜、古玉、瓷器、字画等抢先收入囊中，然后将它们发往巴黎或纽约。同时，他们还从盗墓者手中购买大量文物，如壁画、佛像、青铜器等。

　　早在1913年和1914年6月，民国政府分别以税务处和大总统名义颁布了禁止和限制古物出口法令，但卢芹斋的生意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他对自己的买卖也直言不讳。这背后的靠山还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张静江与孙中山和蒋介石均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孙中山称之为“革命圣人”，蒋介石则称之为“革命导师”，陈果夫称他为“党国理财第一人”。

　　实际上，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张静江回到国内，后来成为中华民国财政部长。他与蒋介石乃结拜兄弟。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力挽狂澜，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期间，为蒋介石夺取党政最高权力不遗余力，出谋划策。蒋介石正是由他提携，并在其帮助下上位。

　　倚靠张静江这一坚强后盾，30余年间，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于卢芹斋的走私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个角度说，卢芹斋的古董贸易也为民国政府创收不少。

　　这个饱受争议的卢芹斋，在西方人看来，是中国文化的亲善大使。他教会了欧美收藏者如何欣赏中国古代墓葬艺术品。“在他之前，西方人主要收藏的是具有中国风味的精致工艺品，例如18世纪、19世纪的五彩、粉彩瓷器。卢芹斋开拓、建立了一个高古艺术市场，例如古代青铜器、古玉、佛像、壁画等。”勒南说。

　　这是一项很大的赌注。因为当卢芹斋开始卖高古器时，这些东西在欧美根本不值钱。比方说，当时一个粉彩花瓶价值3万旧法郎，而一块古玉只卖60旧法郎。他必须去教育潜在买家，教他们欣赏这些东西，这也是他有魄力的地方。他甚至创造出一套西方收藏家能够听懂的新语汇，来销售中国高古艺术品。他发明了“中国巴洛克”和“古典时期”等词汇来介绍雕塑，其实当时的国人完全不是用这样的语言来讲的。但他认为：“既然我面对的是只懂希腊、罗马艺术的西方藏家，那我就要用相应的词语，才可以让他们理解并产生共鸣。”他真是个营销天才。

　　就这样，卢芹斋稳扎稳打，在美国古董界再次拓荒成功，获得颇高声誉和知名度。勒南总结道：“是他帮助建立了西方博物馆和私人手中最棒的亚洲艺术收藏。他对不同博物馆的收藏一清二楚，知道有哪些东西，缺哪些东西。他会针对每个博物馆的情况推荐艺术品给他们，是他建议博物馆馆长、研究员、私人收藏家该买哪些东西。”

　　确实，他成了美国许多大博物馆和收藏家的供应商和顾问。他的客户有弗利尔(CharlesLangFreer)、小洛克菲勒(JohnD.RockeffellerJr。)等大富豪，也有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著名机构。他将最好的青铜器出售给顶级博物馆和大收藏家，将价值较低的藏品提供给纳尔逊(Nelson-AtkinsMuseumofArt)、西雅图(SeattleArtMuseum)、圣路易斯市立美术馆(StLouisArtMuseum)等地方性或新建的博物馆。

　　荣归巴黎建中式红楼

　　巴黎是卢芹斋的发家福地。1925年，他在富人区蒙梭公园附近买下一栋原拿破仑三世时期建造的奥斯曼式的公馆，并耗时3年，改建成5层的中式红楼。这是巴黎市区唯一幢中国风格的建筑。卢芹斋在这里向欧美藏家展售亚洲古董，楼内珍宝琳琅满目，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卢浮宫”，风光一时无限。

　　然而岁月催人老。1947年，68岁卢芹斋疾病缠身，不得不将红楼交给小女儿佳宁来经营。1949年之后，中国文物出境受到严格管理，他在中国两家分店的大批库存也统统被查收。红楼失去了货源，只有靠出售原有库存和为客户订做中式家具来维持经营。卢芹斋元气大伤、精疲力竭，不得不退休。他将纽约库存拍卖、店面让给助手弗兰克?凯洛(FrankCaro)经营。1952年正式返回法国定居，与家人团聚。

　　风烛残年的卢芹斋患上肌肉萎缩性硬化症，身体每况愈下，直至足不出户。1957年，在女儿佳宁的安排下，他到瑞士治疗休养，数月后病逝，葬在妻子的家族墓地、巴黎西北郊的古何贝瓦(Courbevoie)。2003年，红楼一层、二层、五层和地下一层被巴黎市政府列为文化遗产，不能随意改建。由于红楼日常维护开销极大，2006年，家族协会将红楼拍卖出售。现在，红楼已经变成一个文化交流的聚会地，常年举办亚洲艺术的展售。

　　国际市场上，卢芹斋的名号至今响当当。一件藏品若他经手过，则代表了来源与品质的保证，价格通常比较昂贵。这份明显的附加值，正是卢氏传奇魅力的延续。

　　戴润斋：战后接棒卢芹斋的新秀翘楚

　　卢芹斋在纽约宣布退休的1950年，正好是戴润斋从香港到纽约发展的时候。正值40岁盛年的戴润斋，仿佛从前辈手中接棒，成为战后中国艺术古董商的新秀。他继续深耕美国博物馆和大藏家，为中国艺术品在海外的传播发挥大力。

　　学徒出师勇闯上海滩

　　戴润斋，原本有个极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名字“戴福保”。或许是到了美国后，向卢前辈效法，他也改成以雅号行天下。这就是西方古董界熟知的J.T.Tai(戴润斋)。

　　戴福保是普通百姓家的孩子。他的学徒生涯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故乡无锡小镇，他的舅父秦叔开了一间小古董店。十几岁的小伙子就蜗居于此，发奋学习古董知识和各种鉴定窍门。不久，秦叔确感到孺子可教，多次出资培养他磨炼眼力和实力。于是，戴福保被委以挑货买卖的重任。他到北方城镇各地，实地积累迅速攒货的经验，锻炼古董买卖的独立本领。1932年，22岁已练就一身本领的戴福保，迎娶长相甜美的17岁苏州姑娘张萍英。两人拉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人生新篇章。

　　时值民国中期，北方各地盛行盗墓活动。政府对私自盗挖古墓的行为，非但无法取缔，反而出现开征文物税，借以增加政府财源的怪现象。1930年时，国民政府还鼓励大量文物输出，加收的文物税额达到30%。抗战前后的北京和上海，成为南北两大古董市场的集散中心，更是古董商和藏家角逐实力的最佳地点。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能够独当一面的青年戴福保勇闯上海滩。他发挥个人的独特眼力与购藏古董的非凡能力，于1938年在上海法租界的广东路(五马路)开设“福源斋”古董店，苦心经营成功，闯出响亮名号。福源斋的戴福保与禹贡古玩号的叶叔重、雪斋的张雪庚、珊瑚林古物流通的洪玉琳，成为4位实力强大的古董商，合称当时上海滩的“四大金刚”。

　　而且在他古玩店开业时期，戴福保更和当时最大的私人古董出口公司??卢吴公司的合伙股东卢芹斋与吴启周两位主角人物，搭上共同合作的跨国联盟路线。这种合作关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卢芹斋提供资金，戴福保则凭其眼光与精力四处寻找各式雅品稀珍。戴福保的出色能力，给年长他30岁的卢芹斋留下深刻印象，这为戴福保后半生的海外生涯埋下伏笔。

　　飞赴纽约开拓新天地

　　时至1949年，戴氏一家迁居香港。他和胡惠春、仇炎之、徐伯郊等人成为第一批南下香港的收藏家和古董商。

　　然而在中国对外古董贸易活动停顿之际，香港有限的商机自然无法满足戴福保的事业雄心。此时他唯有转向欧美市场。1950年，他毅然决定移居美国，即使这意味着在安顿和打稳基础前，他必须先把妻子和一对儿女留在香港。

　　或许是因为古董大鳄卢芹斋的帮助，戴润斋很快便获得美国签证飞赴纽约。到达之初，他借用了卢芹斋纽约东区57街42号的住家作为中转住处。但同年间，他就在一流博物馆和著名画廊云集的麦迪逊大道810号开设了戴润斋古董店(J.T.TaiandCo。)。

　　现任伦敦苏富比高级董事马尔克斯?里尼尔(MarcusLinell)，与戴润斋生前有着多年的合作。他回忆道：“显然，开展古董生意经营和处理复杂的移民手续，都耗费戴氏大量时间与精力。1953年可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他得以将阔别3年的家人从香港接到纽约团聚。此时，财政上他已经可以宽裕地养家，家人也很快融入当地的华人圈子。”

　　20世纪60年代，戴润斋全家正式取得美国公民资格，搬进了纽约东区73街26号的独栋楼房，终于过上安宁、恬静的生活。他们在纽约文艺界华人圈中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诸如王季迁(艺术家兼收藏家)、林语堂(作家兼学者)、翁万戈(收藏家兼学者)及王方宇(书法家兼收藏家)等，都是他家的座上宾。有幸品赏戴氏私人珍藏的，也正是这批精英知友。

　　欧洲拍场出手稳、准、狠

　　1953年，由于中美贸易中断，戴润斋决定前往英、法进货。

　　那年早春，戴氏第一次来到英国。他参加了3月24日伦敦苏富比举办的艾弗瑞?克拉克夫人(Mrs.AlfredClarke)明代陶瓷收藏拍卖。克拉克夫人的瓷器珍藏，在当时被视为最重要的中国瓷器珍藏之一，声名显赫至今。在香港苏富比2012年春拍上特别推出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以2.0786亿港元刷新宋瓷世界拍卖纪录。这件天价汝窑洗正是克拉克夫人1930至1970年代的旧藏。

　　时间再拉回到60年前的那场伦敦拍卖。当时出现在伦敦拍场的竞投者，绝大部分都是伦敦的古董商和少数本地藏家。这场专拍一共只有82件，原本预计会被伦敦本地的两位藏家约翰?斯巴克斯(JohnSparks)和埃德加?布鲁特(EdgarBluett)包揽，结果他俩由于戴润斋的突然出现，只包揽了七成拍品。的确，来自纽约、讳莫如深的一个中国人，打乱了场上的平静格局。他出手稳、准、狠，一次拍下11件精品，引来现场阵阵骚动和惊喜。

　　1960至1970年代，戴氏继续活跃于世界各地拍场。这时期他已成为战后最知名的中国古董商。当时，他参与1963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古董商诺顿(H.R.Norton)专拍，以8000英镑购入一件极为精美的15世纪配有原盖的青花梅瓶，刷新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伦敦苏富比高级董事里尼尔见证了戴氏的欧美崛起过程。两人相识于1957年的拍场，戴氏47岁，里尼尔只有17岁。他当时刚刚进入伦敦苏富比，还只是打杂的小工。在预展前，他负责清理展品，贴拍品标签，预展上则为客人展示拍品。这位花季少年日后与戴氏成为私交甚笃的忘年交。他很清楚戴润斋的事业版图，介绍说：“与戴先生合作最密切的两位大藏家是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Brundage)与亚瑟?赛克勒(ArthurSackler)。前者众所周知的个人收藏，现今正是旧金山亚洲艺术馆(AsianArtMuseumofSanFranscisco)的典藏精华；后者经年汇集的艺术宝库，其中大多数则为现今华盛顿亚瑟?赛克勒博物馆(ArthurM.SacklerMuseum)的镇馆重宝。”

　　虽然戴润斋在美国重获第二春，生活得惬意、满盈，但他始终保持低调朴素的习惯，为人十分谨慎。每天在中央公园锻炼身体时，他从不戴华丽的手表，以免招引劫匪，但却经常带少量现金在身上，偶尔用来应对流氓纠缠，但更多是用来施舍乞丐。这份仁心善举后来发展成他晚年的事业。1982年，年逾古稀的戴润斋淡出古董界，投身慈善，成立了戴润斋基金会。在他的推动下，基金会从资助医学院学生开始，继而进一步赞助一系列的医学研究、美国红十字会及许多相关的慈善机构。该基金会捐助了多项奖学金给北京大学与台湾的东吴大学。无论是2008年拍出5330万港元的清乾隆御制粉红地粉彩轧道蝴蝶瓶，还是2010年总额高达6.7亿港元的“彩华腾瑞”御瓷专拍，戴润斋基金会都受惠于这些拍卖所得，延续戴氏伉俪的善心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