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燕玲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就已成为世界三大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一。香港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继伦敦、纽约之外的又一个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香港自由宽松的进出口和税收政策。除了这些客观条件,香港有敏求精舍这样的本土精英收藏社团,才真正获得了实体支撑。敏求精舍既有文物鉴藏知识,也有相当的管理推广理念;既有高水平的收藏,又有很强的购买力。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香港才能持续消化众多高档的中国文物艺术品;也正是由于他们蓄积了不少好的收藏,香港才得以持续有好的货源。而正是在这买与卖的持续更迭中,中国艺术品的价位才持续上扬,香港在全球艺术品交易市场中的地位也才会不断获得提升。
敏求精舍的形成渊源
清末民初,由于连年动乱,不少没落贵族南下上海,家资收藏随之也积聚上海,上海由此成为当时国内的一大文博中心,有古董经营商二百多家。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局势动荡和经济管制,不少外侨、华人纷纷转移资产或离境,有移居海外的,也有定居香港的。其中,不少达官贵人、文人骚客,大收藏家、文物鉴定专家也在其列。文物书画也随人散而散,中国民间收藏一时命悬一线。到了文革时期,更是形成了官方、走私两条流失线,大范围成批次的海量流失。
文物书画从内地流散出去,大多会以香港为中转地。作为集散地,香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香港成就了很多知名的大收藏家;同时,也造就出了敏求精舍这样一个华人民间收藏团体。
敏求精舍成立于1960年,主要由胡仁牧、利荣森和陈光甫三位先生发起组织,他们约集香港好古诸友十余人组建了这个收藏团体。到上世纪90年代,敏求精舍的香港会员达44人,海外会员13人,名誉会员8人。2005年敏求精舍四十周年时,有香港会员36人,海外会员9人,名誉会员22人。
敏求精舍中的重要个人收藏,有精舍首届主席胡仁牧的清代官窑单色釉器收藏、叶义医生的竹刻犀角雕收藏、罗桂祥的宜兴陶瓷茶具收藏、叶承耀的明清家具收藏、九如堂李大鸣的高古瓷收藏、天民楼葛士翘父子的明清官窑瓷器收藏、徐展堂的历代瓷器收藏等。
从世家到新贵,成员和藏品的变迁
敏求精舍的前期会员,很多是直接从大陆移居香港的,如胡仁牧、陈光甫、黄宝熙、霍宝材等。前期会员的职业,要么是大银行家,要么是世家出身,甚至是大陆的重要银行世家,如陈光甫、胡仁牧的父亲曾与宋子文等并称“民国十大银行家”。而他们的藏品则以高端古董文物为主,尤其是瓷器。
敏求精舍的会员每月例行聚会两次,例会上会员会带来个人收藏与会成员一起作讨论交流,大家对这些藏品提出各式意见和观点。敏求精舍会员的专门知识,特别是对陶瓷方面的研究都是相当有份量的。对于收藏家来说,这种相互之间的观摩与切磋, 实在是最大的裨益。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敏求精舍有重要影响力的会员不再以银行家、世家为主流,而是医生、律师、建筑工程师、博士、企业家等所谓“社会新贵”的成功晋阶。其中,职业精英虽收入相对较高,但资金也是有限的,至于企业家则有追求高利润回报的价值取向,故他们多收集当时价位还较低的品类,如书画、竹刻、犀角雕、明清家具、宜兴紫砂等。通过他们的研究、成系统的收藏,以及展览、出版等活动,这些品类的藏品后来也都获得了学术及市场的肯定。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发生许多新的变化,收藏格局也随之发生新的转变。敏求精舍中期已经出现的企业家风范,自此发挥的更加淋漓尽致。有雄厚资金的新会员通过向藏家请教、参观博物馆、自学文物知识等,在较短时间内总结出有效的收藏理念,并通过苏富比、佳士得这样的国际拍卖公司以竞拍购买的新形式迅速完成了自己成系统的收藏,并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活动获得了世界范围的艺术收藏声誉。
藏家个案一
徐展堂:白手起家 快速收藏徐展堂于1991年在香港创立了当地首家私人博物馆??“香港徐氏艺术馆”,并在世界各地捐建多处以徐展堂命名的中国艺术馆,被誉为世界十大收藏家,也是其中唯一的华人。
他是典型的白手起家、快速收藏成名的个案。
徐展堂,祖籍江苏宜兴,1950年随父母从杭州移居香港。16岁时就已踏入商界,最初经营餐饮、油漆、招牌、装修业,并逐步向地产业扩展。70年代初,香港经济萧条,股市、楼市一跌再跌,徐展堂大胆买进,获益极丰。80年代初,由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直接影响到香港地产业,一时人心浮动,行情看淡,他看定后势大胆买入,再次大赚。两次成功,奠定了后日的事业基础。2010年,徐展堂在北京参加两会时去世。
徐展堂拥有藏品5000余件,囊括陶瓷、青铜器、玉器、家具、牙角器等门类。单就其所藏瓷器而言,上至新石器时期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和半山类型的彩陶罐,下迄清乾隆时期黄地青花云龙捧寿图六角瓶,时间跨度大、连续性强。1991年所创办的徐氏艺术馆,是香港首家私人艺术馆,被公称为世界五大私人博物馆之一。徐氏艺术馆,收藏有徐展堂的两千多件藏品,主要有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木刻、象牙及家具等。
徐展堂的收藏主要是在苏富比、佳士得的拍卖会上竞拍购买的。尽管老一辈敏求精舍会员也会在拍卖会上买东西,但他们的多数收藏还是通过古玩店、经纪人私下购买的。像徐展堂这样通过拍卖短时间内迅速实现系统收藏的,也是种新的历史现象。因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敏求精舍老一辈收藏家出手藏品,基本都是通过苏富比佳士得的拍卖,尤其是高端藏品。徐展堂通过拍卖形式购买藏品,一方面因为他做企业资金雄厚,另一方面在于他时间、鉴别能力有限,拍卖公司可以从中把一下关。这既是收藏在新老藏家之间换手的体现,也是新一代富有收藏家获取高端藏品的方式转换。
徐展堂与博物馆之间的缘分不浅,包括徐氏艺术馆在内,徐展堂通过捐赠收藏和相关资金,支持建设了七处展厅。在国外,有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徐展堂中国艺术馆”、澳洲国家艺术馆的“徐展堂中国艺术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馆的“徐展堂中国艺术馆”。在中国大陆,徐展堂出资100万美元帮助上海博物馆建陶瓷馆,并捐赠藏品设立了“徐展堂陶瓷馆”;其后不久得知南京博物馆新建艺术馆有困难时,又慨然允诺捐80万美元,用于青铜馆和陶瓷馆的建设,南京博物院不仅设有“徐展堂明清瓷器馆”,还聘请徐展堂为名誉院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等都高度赞扬徐展堂对两大博物馆的捐赠捐助。在香港,除徐氏艺术馆之外,1995年徐展堂还签约为香港区域市政局筹建最大的博物馆捐献400余件珍贵文物,该馆落成后设有“徐展堂中国艺术馆”。
徐展堂热衷于社会活动。1997年香港回归,自此香港开始了“一国两制”的全新历史时期。香港回归前,人心思动,移民和打算移民的不在少数。当时的香港收藏界,“有些收藏家已经把自己的藏品打包装箱,准备运到国外。”于是,当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于1988年率团访问香港之时,徐展堂便邀集敏求精舍同仁主动邀约,请张德勤与同行去敏求精舍会舍做客。徐展堂直接向张德勤询问:香港回归后,内地实行的《文物保护法》会不会延伸到香港、香港的文物还能不能自由出境。张德勤当即表示,中央关于香港回归的大政方针非常明确,回归后香港实行自己的“基本法”,内地文物法对香港没有约束力。徐展堂对此并不放心,建言国家正式发表一个声明,这应该也是敏求精舍会员及其他香港收藏家们,在当时情况下的共同想法。张德勤于是当场郑重表态,一方面肯定他们收藏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承诺向国务院报告他们的意见。有了这样一个承诺,徐展堂和敏求精舍同仁才明确了形势发展。
罗桂祥的宜兴陶瓷收藏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罗桂祥接受苏富比前主席朱汤生的建议,在苏富比一个宜兴专拍中拍得一批紫砂宜兴茶壶,由此开始了宜兴陶瓷茶具收藏。该批宜兴陶器多带明朝著名陶工的款记,虽然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仿品,但造工还是比较精致的。随后,以此为基础,罗桂祥加添了很多藏品,其中清代宜兴茶壶和其它壶类大多数是吴继远和当时替他管理双鱼公司的叶荣枝在香港和国内陆续代为搜罗的。当代宜兴紫砂的收藏,罗桂祥则亲自到宜兴考察,并对宜兴紫砂的历史和烧造深加研究。
早在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罗桂祥就已到宜兴考察,还与顾景舟、蒋蓉等制壶能手进行了专题座谈,十分关切宜兴紫砂的烧造、历史、鉴真等问题。他此行的重点就是了解宜兴紫砂,还预先发了研讨紫砂调查的提纲,与宜兴人员共同探讨了紫砂的历史文化及其现状。在宜兴陶瓷公司为罗桂祥设的晚宴上,罗桂祥在席间谈到:周游世界各地,在美国各博物馆,以清代紫砂居多;西欧,明末清初为主,在英国有一件西德18世纪的早期仿制紫砂器,价值5000 万人民币,还有天启惠孟臣壶;荷兰有二件(天启及顺治贡局壶)……。从这段谈话中可见,短短几年之内,罗桂祥已经对宜兴紫砂制作和世界博物馆紫砂的概况了然于胸。
周游各地期间,罗桂祥不惜重金收购了古今紫砂名壶200余种。在宜兴访问期间,罗桂祥还向宜兴陶瓷场定制了一批高档紫砂工艺壶,用7万余元外汇定制了20多位宜兴做壶能手的26个品种约580多件套紫砂工艺壶,并要求厂方对每位作者附简要介绍的文字说明,以如实地对他们进行宣传,提高他们在港台的身价和知名度。
罗桂祥于1981年10月将476件各类陶瓷茶具捐献给香港市政局,政府特别拨出中环闹市的前三军司令官邸改建成“罗桂祥茶具文物馆”。可谓,名利双收。像这样的例子,在敏求精舍的收藏中比比皆是。
敏求精舍对香港市场的影响
敏求精舍对香港本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香港文化艺术活动的推动,二是促进香港成为世界三大艺术品交易中心。
这里,仅以香港艺术馆的情况为例一窥敏求精舍对香港文化艺术的影响。香港艺术馆成立于1962年,其前身是香港大会堂美术博物馆。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与敏求精舍开展合作,并多次受惠于精舍会员的慷慨捐赠。敏求精舍的前期对外展览都是在香港艺术馆举办的,此后,敏求精舍的历次五周年大庆纪念展也都是在香港艺术馆举办的。而且,敏求精舍会员对香港艺术馆也多有捐赠,这大大丰富了香港艺术馆的收藏。像罗桂祥博士、叶义医生、麦雅理先生、胡仁牧先生、葛士翘先生、利荣森博士、饶宗颐教授、范甲先生、关肇颐医生、徐展堂博士、关善明博士、练松柏先生、许晋义先生及何安达先生夫人等在内的敏求精舍会员,都曾捐赠书画文物精品给予香港艺术馆。如果专门研究一下香港艺术馆的藏品,敏求精舍的捐赠即使不是最多的,肯定也是最高端的。香港艺术馆得以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博物馆,并能举办多个精彩的中国书画文物展览,敏求精舍的长期支持是功不可没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富比、佳士得先后在香港设立分部。那时候,香港的收藏家数量不少,中国人和“鬼佬”时常在拍卖会上彼此竞争。在这些中国收藏家之中,敏求精舍的会员属于其中最活跃的一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收藏家仇焱之的收藏由香港苏富比先后进行了两场专拍,引发了竞价高潮。仇焱之专拍中的明宣德青花团凤纹棱口洗、明宣德青花折枝花果纹碗、明成化青花梵文酒杯、明宣德白釉碗等,大大小小多件明代精品官窑,被敏求精舍多位资深会员购藏。仇焱之藏品专拍竞价高潮的影响之一,就是敏求精舍老一辈会员收藏家也开始将藏品交付苏富比拍卖。如1984年11月,叶义医生去世后不久,苏富比在香港举办了他的藏品专拍,这些藏品包括明朝早期瓷器、青铜器、竹雕、犀角、宋朝画册等,如一件明成化缠枝莲纹碗以148.5万港元高价拍出。其中有不少拍品都是由敏求会员购买的,如天民楼主葛士翘就买下一件明永乐青花花果纹大盘。
1985年6月,胡仁牧也曾将藏品交与纽约苏富比举办专题拍卖,该场拍卖共计79件明清瓷器,其中1件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罐(原藏1对,这次拍卖只拿出1件)以110万美金落槌,创下当时中国瓷器拍卖最高价的纪录;时隔7年,胡仁牧又将余下的另一件再交苏富比拍卖,结果拍到260万美金,再创中国瓷器的高价。在香港,艺术品市场成交的很多天价中国艺术品,不少是为敏求精舍会员委托经纪人低调购得的。与此相对应,不少天价拍品也来自于敏求精舍的收藏,像《明清一色釉瓷》、《天民楼藏瓷》等敏求精舍众多展览图录中的展品,散见于苏富比、佳士得、嘉德、翰海等内地拍卖公司的图录,其中不乏当年的创纪录价格。老辈敏求精舍会员收藏的巨大获利,不仅激励了敏求精舍的其他会友,也促使很多企业家、社会新富纷纷加入到了文物艺术收藏的行列之中。
踏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已然成为华人区中国文物最主要的交易及集散中心,对中国文物的欣赏也已然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博物馆不断举行中国文物的展览,有关推动中国文物的活动,更是异常蓬勃。在香港,文物艺术品收藏也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现在的香港巨富如李嘉诚,家中有不少硬木古典家具,客厅里挂着北京画家袁运甫的巨幅山水画;罗康瑞的办公室有很多花梨等硬木古典家具;董建华的妹妹董建平喜欢收藏古代绘画;何鸿?、张永珍收藏兴趣广泛……而香港一般喜好文物、艺术品收藏的人,也不胜枚举,如前所述,工商界巨子家中一般都有一些名贵藏品,有些人还颇具规模。张信刚任校长时,城市大学等大学教授中也有不少收藏爱好者们的“雅集”活动,相互观摩,切磋珍藏。明星郭富城喜爱收藏古董油画和古董家具,而城中名士淑媛不少以收藏宝玉石为尚……这无不在说明,喜欢文物艺术品收藏,在香港有钱人和文人中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些局面固然有多种原因促成,但敏求精舍五十年来的耕耘,是不可忽视的一大推动力。
敏求精舍对中国内地藏家的启示
世界艺术品交易中心的转移,总是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内地自改革开放积蓄三十年的财富积累,为这个转变打下了基础。近两年,在全球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为避可能出现的“萧条”政府大发货币更是加剧了国内的流通性过剩。加之,国家对房市和股市加大了管制打压力度,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热钱数量。而由于国内可资购买的固有资产十分有限,艺术品随之成为了继股市、楼市之后的第三大投资渠道。
艺术品交易的瞬间巨大扩张,势必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赝品现象。纵览当下中国内地民间收藏的现状,既令人欢喜,也不免令人担忧。喜的是中国民间收藏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热度深入中国大众,也越来越多的成为有钱人和普通民众的业余爱好和精神文化追求;忧的是中国民间收藏专业知识有限,再加上市场的无序竞争、管理混乱,导致艺术市场鱼龙混杂、艺术品好坏真假难辨,无疑增加了收藏的难度。现在的中国艺术市场,从古董文物到书画,“陷阱”众多,不少藏家有买错东西损失金钱的经历。
在这样的情况下,收藏家个人的研究、同好之间的切磋交流变得尤其重要起来。同类同档次的收藏家若能组成一个收藏团体,保持交流、学习,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收藏的品质,也可在艺术市场甚至艺术界形成一股制衡力。比如说,当下中国拍卖有“不保真”条款,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内地拍卖公司在艺术品交易方面比较占据话语权优势。
近十几年出现的大量财富人群,若像敏求精舍的成员一样,在收藏之余,积极推广文化艺术,对于自身、企业和社会也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