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口碗
花口碗
呼和浩特 ? 张红星
耀州窑是中国古代北方著名的窑场之一，始烧于唐代，五代时期初具规模，北宋中期以后达到鼎盛，形成了以黄堡镇为中心、囊括南北诸多窑场的耀州窑系。金代中期后逐渐衰落，大多数窑场终烧于元末明初，只有陈炉镇一些窑场延续下来，直至今日。耀州窑烧制白、青、黑、酱、三彩、月白、白釉黑花(褐花)等多种釉色瓷，以青釉最负盛名。
耀州窑青瓷造型古朴庄重，胎薄质坚，釉色青幽淡雅，如冰似玉，釉面光洁匀静，纹饰绚丽，构图严谨生动，代表着北方青瓷艺术的最高成就，因此自创烧始，便深受南北方广大民众喜爱。耀州窑青瓷在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几乎均有出土，而内蒙古地区出土的耀州窑青瓷，由于数量少，十分引人注目。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内蒙古地区的一些遗址、墓葬或窖藏中发现了耀州窑瓷器。这些地方主要包括兴安盟科右前旗白辛屯、科右中旗，通辽市扎鲁特旗浩特花、奈曼旗青龙山镇，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巴林右旗床金沟、林西县大川乡，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樊家窑乡和新红乡、清水河县窑沟乡等。另外，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新民乡也曾出土零星的瓷碗残片。
内蒙古地区出土的耀州窑青瓷多出自辽(含契丹)、金两代。初步统计，辽代的有23件，其中耶律羽之墓、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者年代明确，耶律羽之葬于辽会同四年(941年)，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的年代是辽开泰七年(1018年)，因此这两个墓葬出土的器物十分珍贵，可以作为该时期耀州窑青瓷分期断代的标准器。金代器物相对较少，完整器不足10件。《内蒙古珍宝》陶瓷器卷一书认为和林格尔县樊家窑乡出土的青釉敞口碗是元代器物，但从该器造型、胎釉、纹饰等分析，应为金代产品。
执壶综观内蒙古地区出土的耀州窑瓷器，主要有如下特点：
数量相对较少，器型单一。陕西省与内蒙古自治区毗邻，而其境内的耀州窑距内蒙古亦相对较近，作为当时国内较为著名的北方窑场之一，其产品应该遍布这一区域。但在内蒙古境内发现的耀州窑瓷器几乎是当时北方窑口产品中数量最少的。以耀州窑青釉瓷器为例，辽(含契丹)、金两朝虽历时约320余年，但内蒙古发现的辽、金耀州窑青瓷完整器很少，只有30余件。
耀州窑青瓷创烧后，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器型日趋丰富。特别是到辽中期以后，耀州窑所生产的各种瓷器应有尽有，有生活用具、宗教供具及杂器等各种器型几百种。而目前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耀州窑青瓷只有生活用具、宗教供具，器型有碗、盘、瓶、注壶、盏托、香炉6种，且以碗、盘为主，其他几种只零星发现。这些器物形体较小，无较大之器。
从辽至金，胎、釉、工艺特征等变化规律鲜明。辽代早期耀州窑青瓷器多以釉色取胜，少有装饰，釉色有灰青、青绿、青黄、天青、淡天青等，釉层较薄，釉面大多有细密纹片；以釉裹足，有的器物足上施釉后再把釉擦去，烧成后底足有一周橘红色，有的施釉后用刀子再把足底的釉刮掉一周；胎有黑、白两种，黑胎施化妆土，器型多酒具、茶具、餐具等。耶律羽之墓出土葫芦形小瓶胎色灰黑，灰青色釉，釉面有细碎的冰裂纹，外壁近底部施釉后又刮去一周，极具早期耀州窑青瓷特点。进入辽代中期以后，耀州窑青瓷烧造工艺渐至顶峰，一度为北宋宫廷烧制贡瓷。这时期的耀州青瓷以橄榄青为代表，釉层较薄，釉面温润，玻璃感强；胎釉结合紧密，出现“介面”中间层；浅灰白色胎，均匀细致坚密；器足增高变窄；纹饰丰富多彩，繁而不杂；刻花、印花等技艺极为娴熟。辽大康十年(1084年)时耀州窑场所镌刻的《德应侯碑》称此时的青瓷“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击其声，锵锵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床金沟辽墓出土刻花注壶、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碗皆形制规整，胎质浅灰白，细密坚致，釉层薄而温润，有较强的玻璃质感，釉色近似橄榄青，特别是床金沟辽墓的刻花注壶年代略早，其刀工犀利流畅，技艺极为高超，为这一时期代表性器物。科右中旗发现的花口碗从胎、釉、工艺特征等来看，亦应是这一时期烧造的。
金代早中期耀州窑以烧豆青釉和月白釉瓷为主，釉层相对变厚；灰色、浅灰色胎，甚至略呈灰棕色；器足由窄又渐宽，圈足内墙外斜；造型趋向浑圆，十分耐用；供器、祭器明显增多；装饰图案趋于简练，主题纹样多饰于开光中。和林格尔县樊家窑乡、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出土的碗，胎呈浅灰色，釉色青中略泛黄，装饰简练，纹饰向底部集中，代表着这一时期的工艺水平。林西县大川乡出土的香炉，造型规整，工艺考究，是这一时期少有的、年代略早的精品。晚期为姜黄、黄绿色釉，胎呈土灰、浅土黄色，碗盘圆器类器的内心多刮削出无釉圈；由一器一钵的装烧方式发展至叠烧；装饰以刻印为主，但日趋简练。清水河县窑沟乡出土碗和盘釉色姜黄，有的器物内底有涩圈，纹饰均为印花，多简练，为这一时期的典型器物。故此整体而言，辽代器物相对精美，金代特别是中期以后的器物则略显粗糙。
内蒙古发现耀州窑青瓷的地域相对集中，时代及工艺上有明显的区域性。从发现地域来看，耀州窑青瓷主要集中在兴安盟以南、以西，至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以东、以北这一区域。呼伦贝尔市、包头、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阿拉善盟等地尚未有集中发现。从年代来看，呈现出东部区时代早，西部区时代晚的特点。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这一区域发现的耀州窑青瓷只有林西县大川乡的香炉为金代器物，余者为辽代，从这些器物的工艺来看，每一件都十分考究，堪称精品。锡林郭勒盟西南部、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这一区域的耀州窑青瓷均为金代器物，工艺整体上就略显逊色了。
辽金时期，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以西为西夏辖地，由于政治、贸易及灵武窑影响等原因，耀州窑瓷器很难进入这一区域。而兴安盟以东地区又地处边远，耀州窑产品流入该区域亦有较大难度。相反，兴安盟以南、以西，至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以东、以北这一区域，是辽金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之一，这一地域的经济、文化较之宋地落后，产品相对匮乏，宋地生产、生活方面的物品无论政治、贸易如何变化，都会由各种渠道进入该地，因此陕西铜川地区的耀州窑青瓷流向这里就顺理成章了。
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耀州窑瓷器中，辽代器多为贵族之物，金代器多为平民用品。一些资料表明，从五代至金，耀州窑一直烧制贡瓷，供统治者使用。辽代耀州窑青瓷烧制精美，传入辽地者较少，为贵族所喜爱。出土耀州窑青瓷的扎鲁特旗浩特花辽墓、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耶律羽之墓、床金沟辽墓均为辽代契丹贵族大墓。这些墓葬中出土的耀州窑瓷器，与中原地区同类瓷器形制一致，和其他多数随葬品一样，应是从外地贡奉或交易所得。到了金代，由于耀州窑烧造水平的下降，青釉瓷器使用群体逐渐平民化。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和林格尔县新红乡、樊家窑乡以及清水河县窑沟乡等地出土的耀州窑青釉瓷器，均出自普通百姓的居住场所，与其伴出的器物也比较普通，说明此时耀州窑青釉瓷器已经为平民广泛使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