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战国变形四龙纹镜。
图2 西汉大乐富贵蟠龙镜。
图3 东汉龙虎镜。
西安?王宏
以龙纹作为中国古代铜镜上的装饰母题，是中国铜镜文化的一大特色。龙纹铜镜历时长久，造型多样，装饰繁复，构图寓意极富内涵，在中国古代铜镜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最早的龙纹铜镜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变形四龙纹镜堪称这一时期的精品(图1)，该镜三弦钮，圆钮座，外围一周凹面形环带，地纹为细腻的方格卷云纹。地纹之上，四条龙纹以钮为中心同向排列。龙卷躯露齿，回首反顾，短尾轻点钮座外缘，双翼如同柔嫩的枝条般对称张扬。相邻两龙的翼分别与一曲尺形锐角相连，锐角恰好顶在镜缘的内侧弦纹上，整个画面布局合理，结构严谨，生动活泼。类似的铜镜还见于1953年湖南衡阳公行山墓地、1955年长沙侯家塘等地出土镜中。除四龙纹外，变形三龙纹镜、透雕龙纹镜、方形龙纹镜都是战国时期的上乘之作。这一时期铜镜上的龙纹形象更多地趋同于同时期流行的青铜器上的蟠螭纹，所以战国时期的龙纹镜一般也称作蟠螭纹镜。用蟠螭作为这一时期铜镜的装饰，在南方的楚地比较流行，是“楚式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诗人屈原在《涉江》中就曾说要“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反映了其时楚人对于龙的喜好与偏爱。
西汉前期的龙纹镜仍然保留了战国以来蟠螭纹镜的基本构图方式 ，不同的是在镜座外圈出现了铭文带，铭文内容有表现追求富贵享乐及长寿思想的，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大乐富贵蟠龙镜是这类铜镜题材的典型代表(图2)。铜镜主纹为分列四方的火焰形图案和以此形成的4组蟠龙纹，龙头居中而甚小，躯体作复杂的盘旋纠结状，比战国龙纹铜镜上的龙纹更加变形，若不仔细观察，还会误认为是一组缭绕的云纹，外围一周铭文带作“大乐富贵，千秋万岁，宜酒食”。这类铜镜在长沙子弹库和长沙燕子嘴等地的墓葬中均有出土，被认为是西汉早期龙纹镜的典型代表。也有表现男女之间爱情永固、永结情缘的“长相思，毋相忘”等铭文的铜镜。西汉中晚期的龙纹镜中增添了TLV纹，习惯上一般称这类镜子为规矩镜或博局镜，用TLV纹和各种边框将镜背图案分割填充在各个单元之内，是这一时期铜镜的突出特点。
东汉时期的龙纹不再单独出现在铜镜的装饰之上，而是和其他一些相关的吉祥神兽形成组合。中国国家博物馆(微博)藏一面龙虎镜(图3)，钮座四角的四乳钉将纹饰分为四区，相对两区以羽人骑龙、羽人骑虎、羽人骑貔貅、羽人骑梅花鹿为主体纹饰，外有羽人钓鱼纹，二羽人手持钓竿，身旁放置鱼篓，二鱼头已经跃出水面咬住吊钩，另有仙草、神人等纹饰形象作为辅助，使得整个画面丰富多彩，线条挺拔流畅，描绘了一幅以人间生活为基础素材的仙界图景。龙、虎、貔貅、鹿在汉代都是吉祥而有灵性的神物，类似的羽人形象在同时代的玉器上也多有显现，是当时流行的神仙方士思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是人们将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和人间的愿望进行完美结合的产物。
魏晋南北朝历时300余年，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仍，铜镜铸造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一时期的龙纹镜大多沿袭两汉风格，制作粗糙，多见三龙镜、四龙镜、龙虎画像镜。但是这一时期的龙纹造型多由汉代以来的线条式浅浮雕图案化向高浮雕写实化转变，龙的形象更为写实具体，具有立体感，富于艺术感染力。年代明确的如西晋元康三年(293年)的龙虎四神镜，是这一时期龙纹铜镜的代表之作。而且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这种高浮雕龙纹艺术，为后来唐宋龙纹的具体化、写实化、生动化开创了先河。
图4 隋水华月净十二生肖镜。隋王朝享国短暂，但是这一时期魏晋以来衰落的铜镜铸造业却开始了繁荣与复苏。隋代的水华月净十二生肖镜(图4)，龙的形象不再充当汉代以来四灵之一的角色，而是跻身于象征天干地支的十二生肖动物纹行列，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生肖属相。这类铜镜制作虽精，但存世量较少。
图5 唐蟠龙葵口镜。
图6 唐蟠龙葵口镜。唐王朝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海纳百川的胸怀，使国力强盛，经济繁荣，铜镜铸造业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自有唐一代开始，龙纹塑造艺术彻底摆脱了前代那种浅浮雕、粗细线条勾勒的传统手法，龙纹构图不再神秘繁缛，思想内涵不再抽象附会，而是以极为写实的表现手法将龙纹形象具体化、生活化。唐代的龙纹镜往往以一条气冲霄汉的单龙布满整个画面，周围云雾缭绕，大有气吞寰宇之势。矫健遒劲的蟠龙葵花镜(图5、图6)是唐代龙文化的真实写照，盘龙卷躯环绕，曲颈回首，对视中点的火焰珠(镜钮)，尾部或卷曲上扬，或有力地搭于右后腿之上，四肢分张，游离飞腾于云山雾海当中。《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唐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纵横九寸，清莹耀日，背有蟠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生动。”白居易《新乐府?百炼镜》：“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李白《代美人愁镜二首》：“美人赠此蟠龙之宝镜，烛我金缕之玉衣；时将红袖拂明月，为惜普照之余晖。”从文献记载以及唐代诗人的赞美诗中，我们即可窥见蟠龙镜在唐代社会中的影响之大。除蟠龙镜外，健硕肥壮的镶嵌螺钿龙纹镜亦是盛唐铜镜中的扛鼎之作(图7)，精美的纹饰装饰，高超的制作工艺，代表了唐代制镜技术的最高水平。
图7 唐镶嵌螺钿龙纹镜。
图8 金双龙镜。现今所见明确属于宋代的龙纹镜数量较为稀少，但是辽、金的龙纹镜时有发现。金代的龙纹镜受唐代的影响较大，创新也最多，常见的有盘龙镜、双龙镜、摩羯龙纹镜等。金代的双龙纹镜在数量上仅次于极富盛名的双鱼镜。辽宁省博物馆藏一件金代双龙镜(图8)，龙纹为高浮雕技法铸造，双龙张牙舞爪，首尾相接，四肢有力，追逐嬉戏于万里波涛之中，龙尾和后腿交相缠绕，很明显是受到了唐代龙纹镜构图风格的影响。近缘处一周如意云纹，更加增添了整个画面的艺术气息，是金代龙纹镜中的佼佼者。
图9 辽龙纹镜。辽代龙纹镜种类数量虽不如金代丰富，但也不乏精品。1992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阿鲁科尔沁旗出土一面龙纹镜(图9)，浮雕龙纹龙首昂扬，双角耸立，张口戏珠(钮)，龙爪矫健有力，尾部与一后脚缠绕纠结，龙体蜿蜒盘旋，鳞甲层叠分明，形似唐代龙纹却稍显肥硕，大概体现了契丹文化中的龙纹艺术形象。
图10 元至元四年龙纹镜。元朝国祚不长，但是龙纹镜塑造风格相比辽金却有较大变化，元镜中龙的形象清秀飘逸，婉转修长，缺少了唐代以来铜镜上龙的威武遒劲的霸气，然而却增添了无限轻灵舒展的柔和美感。而且也一改以往铜镜中以波涛作为底衬图案的艺术风格，代之以莲花、水藻等自然景物作为陪衬，平添无穷乐趣。元镜中最常见的是至元四年(1338年)龙纹镜(图10)，存世较为普遍。
图11 明“大明宣德年制”款双龙镜。
图12 明万历鎏金龙凤纹镜 北京故宫藏。明代龙纹镜遗存较多，种类也比较丰富，常见的有海涛单龙纹镜，偶见双龙镜。但是明代龙纹镜造型艺术创新不多，龙纹在元代龙纹镜的基础上更加具体化、细腻化，龙的躯体也更加婉曲流畅，清丽飘逸。常见的龙纹以四爪、五爪居多。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面“大明宣德年制”双龙镜(图11)，二龙作对称戏珠状，脚部分别有一朵如意云纹，龙头顶部有“大明宣德年制”阳文款，对应钮下部有“工部监造吴邦佐”阳文款，造型风格清丽秀雅。明清两代铜镜上罕见龙的正面形象，大概体现了当时的龙纹艺术风格。而北京故宫(微博)收藏的明万历年造款鎏金龙凤镜(图12)则装饰华美，显现了明代宫廷用镜的审美取向。
图13 “大顺三年”双龙纹镜。清代由于玻璃镜子的广泛使用，铜镜铸造业处于衰落时期，因此清代的铜镜制作数量本身就不是很多，体现在龙纹铜镜上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大多仿造汉代蟠螭纹镜，龙纹做工粗糙，灵气全无。上海博物馆收藏一面“大顺三年”(1646年)双龙纹镜(图13)，做工朴拙，龙纹看起来更像一对爬行的螭虎，没有了腾云驾雾般奔腾矫健的雄姿。“大顺”是明末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的年号，其时清朝已经建立，故将其归于清代。大西政权存在的时间很短，故而这面铜镜虽然简约，但是仍然弥足珍贵。
中华民族向来被认为是“龙的传人”，龙纹铜镜更以其独特的精神魅力在中国的铜镜文化中延续了2000多年，是华夏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象征。龙纹铜镜是中华文化的物质浓缩体，值得每一位华夏子孙倍加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