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良说，玉器投资中真正具保值和增值作用的只有
翡翠。“它的硬度仅次于钻石，这让它在东南亚很多地方被当作货币使用，岫玉、寿山石、青田石、巴林石普遍硬度不够，中国玉石中硬度最高的和田羊脂硬度也只有6，同样在软玉之列。”
主笔◎朱文轶
“需要一个好故事”
张国良用2万美元买下了一粒6克左右的
翡翠后，把它小心翼翼搁在绒布上，拿到明亮的光源前照射，这个纽扣大小的东西里顿时出现通透的白色光泽。他说，这就是“老坑玻璃种”，价值最高的翡翠之一。这颗翠触感冰冷，和所有玉石相同，它会吸收手指的热量。
它的确年代久远。翡翠的生成条件极为苛刻，只能在低温高压、强烈挤压的构造带中才可能生成。从缅北到青藏高原及云南横断山脉，是全球板块活动最强烈、地质构造最复杂的地区。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撞击，将洋底的玄武岩破碎、挤压，推向地球表面，发生高压重结晶作用。玉石厂口所在的密支那一带就处在两大板块的缝合线上。张国良说，地质学家研究翡翠的化学成分几乎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虽然早期的研究者已经得知它的化学成分是钠铝硅酸盐，但仍然没有人能解释清楚翡翠千差万别的颜色成因。
十几年前，张国良的古玩店就开遍了京城，在珠宝界，算是个地道的“行家”。在他眼中，玉器投资中真正具备保值和增值作用的只有翡翠。“它的硬度仅次于钻石，这让它在东南亚很多地方被当作货币使用，而岫玉、寿山石、青田石、巴林石普遍硬度不够，中国玉石中硬度最高的和田羊脂硬度也只有6，同样在软玉之列。”张国良说。
与钻石品级的确定有精确的量化指标相比，翡翠价格没线索可循。“‘种、空、底、水’是玉石的评价标准。”张国良说，但这些标准无不来源于买家和卖家的经验之谈，“后来人们在这些标准上又加了‘三十六水，七十二豆，一百零八蓝’，人们同时发现，越是描述细致，就越发不可操作。”
让张国良引以为豪的“玻璃种”在一小部分收藏行家看来仍然不被认可，这种至少在所能找到的翡翠中最为“通透”的石料，全然违背人们对翡翠“翡”和“翠”的颜色传统认知。但2万美元的市场价格足够说明它现在不菲的身价。
也就在5年前，当缅甸的矿工在老场挖出“玻璃种”原石时，没有人知道这是不是个值钱的东西。曾经进入缅甸坑口交易的一名戴梦得珠宝公司玉石买手说，“他们拿给我们看。谁也不认识，问我们要不要，要的话，3万1公斤卖给我们。在场的人都摇头，这种像玻璃的石头在当时看来简直毫无吸引力”。但“玻璃种”潜在的想象力很快被通晓市场的买手和卖手们发现了。张国良说，至少两点就能打动人心：它完全似水，具有无可比拟的“水性”;比起通常的老坑种，它进化了更长时间，年代更久远，永不褪化。
“戴梦得”就是在“玻璃种”从无到有的市场推广里不遗余力的珠宝生产商之一。“翡翠业，没有什么比‘玻璃种’更能说明供需法则的道理了。”那名“戴梦得”的买手反驳批评者的质疑，“4年以后，我再去坑口，普通的‘玻璃种’原石30万元1公斤也买不到了。从3万到30万元，花了4年，说明市场的接受速度并不算很快”。
“你说戴比尔斯的钻石难道不是骗局吗？”他说，“关键是需要向公众讲一个好故事。”
老买家、新卖家
有20年翡翠买卖经历的曲健文是广州长寿路上一名重量级的交易商。1987年，他第一次接触翡翠交易时，还是广东天河经济发展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当时，天河公司分公司的一名业务员陪云南省陇川县的商业局局长到广东找到我们。说他们从云南带了一批‘石头’来，我从深圳机场把他们接了过来，把这批翡翠原石运到广州。”曲健文回忆说，从上世纪50年代起，翡翠一直是国家经营。由于当时缅甸人民军、独立军等占领产玉石的地区，军队长官用玉石物品运到中缅边境和中国做以物易物的交易。当时中国主要由外贸部门到边境一带的昆明、瑞丽去看货、定价、购买，然后由外贸部调拨给各省市的国营玉雕厂，翡翠数量极为有限，主要是一些“砖头料”、“公斤料”，大多用来制作摆件工艺品，出口赚取外汇。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缅边境的翡翠贸易大为放开。由于开采翡翠原料的密支那地区距离中国云南瑞丽一带有200多公里，比起距离缅泰边境的清迈要近得多，而且危险也没那么大。所以，许多缅甸的翡翠原石货主就情愿将翡翠毛料运送到中缅边境的地市进行交易。瑞丽、芒市先后成立了几十个经营珠宝玉石的公司或商号。”
多年的边境往来中，像云南商业局这样的单位，积攒了一时无法消化的翡翠原石，仅仅依赖边境贸易，市场显然不够大。曲健文说，云南人也听说80年代后期，广东一带集中了大批香港和台湾地区过来的翡翠买家，就想试探一下广东这边的市场前景。“他们委托我们帮忙处理掉这批石头，看能不能赚些钱。”
这批在1987年从云南陇川运到广州的“石头”，很可能是这条买卖线路上最早的几笔交易之一。90年代涉足经营滇粤线玉石运输生意的商人赵启发说，这些探路交易的翡翠原石大多是为了绕开政府对于玉石交易的管制：在边境贸易，每一笔买卖都要在严格的税收政策下进行。“中缅双方对翡翠交易都征收重税的，我们国家边界税收政策后来做了适度降低。”他说，“从缅甸产区入境的玉石有两种方式征税，一种是立即缴纳进口税，税率降低为40%;另一种是首先进入保税库，不用立即缴税，等到成交完之后再缴税金，卖不掉的玉石可以不纳税而带出境去。对整个交易过程是要由海关在场监督完成，最终的成交价，由海关登记，原石存放在保税库的箱子里，这个箱子要由专职税务局、海关和公司老板三把钥匙才能打开。”
翡翠原石的淘汰率极高，几乎75%的石头开出来是完全要废弃的，能卖钱的也只占25%左右。这样一来，在原石阶段而非成品阶段收税，无疑加剧了翡翠交易风险，加重了买方和卖方的博弈心理。“风险必然最终转移到翡翠的成本和价格上来。”赵启发说，当时，很多翡翠原石都通过私人关系，长途运送到广州交易，这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翡翠走私的高发期。
曲健文后来并没有给云南陇川的那批翡翠找到买家，1987年，他对这个行当还是一无所知。他按照惯常思路，帮忙打听了南方玉器厂和广州玉器厂两家广东大型玉器加工单位是否愿意收购，但对方嫌380元1公斤的价贵了，最多只能出到320元。“现在想想，真是便宜。”他说，最后还是对方找了一名香港的买家，把石头出手了。
90年代的生意优先权在那些边境城市贸易局的人手中，他们是最早翡翠原石交易的大卖家。许多像曲健文这样的人，在弄清门路后，索性自己直接跑从云南进货，1988年，曲下海办了自己的公司，从事玉石生意。赵启发说，现在的翡翠大庄家中有不少都是当年从贸易局下海的人。
操纵翡翠
虽然一些交易开始逐渐远离中缅边境。缅甸始终仍是这个赌局的最大“荷官”，它掌握着发牌权。什么时候向市场释放多少货源，最终是由缅甸政府决定。每年缅甸的玉石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它是缅甸的第五大财政收入来源。翡翠价格一旦发生剧烈波动，会牵动这条漫长交易链上每一个买家和卖家的利益，但最大输家，一定是这个有一半建立在这种昂贵石头基础上的国家。
为了让原石的价格只升不跌，缅甸无所不用其极地有效控制着流入市场的原石量。第一个对“八三矿石”泛滥做出反应的，不是后来供过于求的市场，而是缅甸政府，当它意识到这种可以大量开采并给政府带来收益的翡翠上市后，产生了过多在外形上足以以假乱真的翡翠制品后，便果断地切了源头。
任何威胁到缅甸对于翡翠价格垄断地位的倾向都会被阻止。另一个富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铁龙生”翡翠。这种以矿的发现者命名的翡翠品种以“颜色取胜”，它和“八三矿石”的区别是不需要人工处理，就拥有极为诱人的绿色。桑金华说：“市场上刚见到这种石头，大家都没法判断是什么场口出的，就根据颜色来定价，用‘铁龙生’制成的翡翠镯子也可以卖到10多万元1只，但很快‘铁龙生’矿的开采开始加速，原石不断涌入市场。每公斤原石价格瞬间降了数十倍，这种在专业人士看来‘年限不够’的翡翠，在市场受到热捧。缅甸方面意识到，它对翡翠价格的冲击太厉害了，下令封存全部‘铁龙生矿’。”
1996年，缅甸政府宣布准许私人进行翡翠原石交易后，堵住了缅甸商人边境走私的通道，翡翠交易大多数回到缅甸本地进行。大陆的买家不用再像90年代初的广东人一样，先坐飞机到昆明，由昆明倒夜班车到大理，再从大理搭一天的车到保山，这样费尽周折才能进行一次原料的采购买卖了。他们可以直接飞到原料产地缅甸的瓦城。
以监管交易、增加税收为目的的缅甸“公盘”，因为可以减去云南这一道中间环节，对广东的翡翠商人有更大的诱惑力。
但对那些拥有货源的缅甸商人来说，则极不情愿接受这种选择。当面交易的传统议价方式，虽然效率低下，但对货主有利，他有充分的余地考察不同买家的出价，来决定手上的货可以卖什么价。“公开拍卖”方式下，货主就失去了不断试探买家的机会。在缅甸商人看来，政府增加的收入是分去了他们的收益。“更让他们心存不满的是缅甸‘公盘’的规定给他们增加了风险，因为如果他的报价过高，导致原石流拍，货主需要垫资给拍卖方买下自己的石头。”于冬河说，“这无疑给货主报价施加了压力，让卖方变主动为被动，他们在喊价时，要考虑买方可接受的价位。”
为了寻求更高的回报，一些翡翠毛料供应商想方设法绕开缅甸政府，寻找各自的生意伙伴。
平洲的算盘
平洲也在寻找它的伙伴。它想绕开的是包括盈州、腾冲在内的“中介”城市。于冬河说，广东翡翠加工业的规模早已超过云南，但人们多年来忍受着这些边境城市对于利润的抽水。“对翡翠加工业来说，你越接近货源，你的利润空间越大。”他说，“过去买卖绕不开云南。买卖的原石运回来之后，经常发现‘欠重’的情况，缅甸、云南这两个环节都有可能从中克扣了重量，但是运输路途实在遥远，遇到价值几万元的缺口，都常常作罢。”
这个位于广东南海的小镇曾经因为90年代大批生产充斥市场的B货翡翠而声名狼藉，它希望通过开办“公盘”重塑形象，并成为取代云南边境城市的翡翠交易集散地。但它需要物色到有足够货源的大庄家。
梁晃林当年就是“八三矿”生意的受益者，平洲制作B货翡翠的“八三石”原料都从他手里买入。他现在的身份是平洲珠宝玉器协会会长。
梁晃林首先找到了90年代他在争夺缅甸“八三矿”开采权上的对手金固公司。“当年‘八三矿石’走俏时候，缅甸政府把大量的货源囤积在军事禁区里。不零售，100吨一批，每批里除了普通货外，也有少量特级货、A级货，批发价大约在100万美元左右。几乎没有私人能做这生意，‘八三矿’事实上垄断在金固公司手里，其他人要从它这里高价买进。”梁晃林回忆说，他为了取得“八三矿”经营特权，分享巨额垄断利润，向缅甸军方举报了金固公司“贿赂物管军官，以低价买超重的高质原石”的行为，从金固公司手中取得了一半的特许权。
尽管金固公司仍然是由当年和梁晃林交手时的掌门人当家，但没人主动提起当年的不快。金固公司和平洲的合作几乎一拍即合。
在周边几个翡翠加工城市里，平洲显然抢到了先手。和缅甸翡翠公司的直接合作，使这里的翡翠生意在充沛的货源和现金流保证下占尽先机，几个月内，在平洲集散的玉石数量和买卖商人翻了数倍。
梁晃林说，这归功于他当年做翡翠生意时积累的资源。另外，缅甸几大玉石采矿公司遇到了资金周转问题，梁晃林出面找到香港地区一名玉石商人以5厘的月息借给这几家公司6000万港币。
而一名平洲商人称，真正让缅甸商人动心的，是平洲跟他们开出的条件。“平洲承诺在这里举行的公盘，货主本人‘拦标’，不需要像缅甸公盘那样，交纳全部现金，当场提货。货主只用付很少的手续费。如果流标，标的原石将自动滚入下一轮拍卖。”
这个极具诱惑的承诺完全取消了货主本人的风险，在已经不断高企的翡翠价格上继续推波助澜。
“它相当于让货主回到了传统议价方式上的有利地位。”这名翡翠交易商说，他在今年的一次平洲拍卖上看中了一块石头，他估计在800万元左右，就报了700万元的价，结果唱标时发现，货主用2800万元的天价把货拦了下来。“因为不需要对报价负责，那些缅甸商人完全掌握着对价格的控制权，他们通常自卖自买，先以天价试探，然后在下一次的‘公盘’上略微降价。”“一年拍卖下来，可能一堆石头没有卖出几件，但是原石价格高居不下。在现在优质翡翠原石紧缺的情况下，这个‘有价无市’的市场只要人气不断，总有急于购买原石的商人高价出手，接下卖盘。”
新资本战争
平洲的公盘使对货源的争夺变得更为白热化。为了拿下屈指可数的“高货”，所有人都不惜重金。广东四会市圣仙佛玉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庆忠是四会翡翠圈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他仍然抱怨自己资金不够，“每次到缅甸投石就手软”。他说，“去年我在缅甸投标的时候，有一块玉石我十分看好，咬牙投了550万元人民币，而竞争对手却投出580万元，差30万元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往上加。结果剖开一看，那块石头价值起码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如果资金雄厚，这块玉石肯定不会落到别人手上”。
更多的广东买家现在往往采用合股的方式，共同出资竞拍一块石头，既是增加资本的竞争力，也是分担风险。尽管如此，风险依然存在。
平洲翡翠商于冬河说，买方对一块石头的估价，是根据它内部质地的计算将来可以出的成品的价格来逆推，但变数存在于每个细微的变化中。“不懂成品价钱的人就不可能知道原料价钱，知道成品价钱但不懂得做货的人也不懂得原料的价钱。行话是‘未算买，先算卖’。”“做手环的料不可以有裂纹，体积要够大，原料如果没有裂纹每公斤可以做4只手环，有裂纹的只能做2只，平均计算每公斤做3只手环。这些完全来自经验。”
不过，“因为现在的矿越挖越深，出到下面，出来的矿石都是‘黑皮’，这让判断石头出自哪个坑口的难度越来越大”。曲健文说。
极个别的情况下，“出生地”也会骗人。曲健文说，几个月前，几个揭阳翡翠商人合资花了1570万元拍下一块6公斤左右的翡翠毛料。这是块没有外皮包裹的明料，基本上是十拿九稳的买卖。而另一个让他们敢于决心出手的原因，是这块料很明显出自“木那”场口，圈内对这个“老场”出产翡翠石的品质几乎坚信不移。“切开之后，他们大失所望。这块石头虽然的确是‘木那石’，但形成时间仍不够久远。石头内部的绿比外层淡了许多。这种概率极低的偶然对买家就是灾难性的，这点差异造成这颗估价1570万元的翡翠瞬间就缩水了1000万元。”曲健文说。不过，这群揭阳人的运气不错，这笔巨大的亏空很快在几个星期后的另一个交易里赚回来了，并且赚得更大。
在几家买方资金实力大体相当的情况下，拍卖会上互相拆台的事情层出不穷。于冬河说，一些商人在对大份多件组合的玉石出价时，悄悄将最好的一两件玉石反扣在底部，或者用油笔把一些毛料露出的绿色部分涂住，这种被称为“埋金鸡”的办法是扰乱对手视线，低价投得这份翡翠原石。“还有一些买家乘人多混乱把好坏原石的编号对调，不知情的投标者用高价买次货。拍卖会结束后，吃亏的买方即使发现问题，也根本查不出是谁做了手脚。”
当资本大量进入这个行业，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拍卖会上接二连三天价翡翠的诞生。就像被资金不断推高的股市，人们都在等待那个最后的买单者。“最贵的翡翠，一定是戴在脖子上的那块。”桑金华说，“虽然那个翡翠主人可能并没有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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