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冲牙
口含玉蝉
鎏金铜兽
金缕玉衣、玉棺、编钟编磬、四匹马拉大车、与越王勾践剑相同工艺的铜矛，数不清的金银铜器、玉器、漆木器……江苏淮安盱眙大云山汉墓群自2009年考古发掘以来就备受瞩目：墓主究竟是谁？近日，南京博物院对外发布，墓主是汉武帝的哥哥、江都王刘非。江苏省文物局局长龚良称，墓群目前出土文物上万件，很多是首次发现，颠覆了以往人们对江都国的认识，完整地反映了西汉早期的葬制，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龚良表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最重大的考古发现，有把握在明年冲击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完整呈现诸侯王超豪华葬礼
“中”字形大墓、黄肠题凑、玉棺和金缕玉衣，是西汉诸侯王葬礼规格的核心内容，但在以往从没有发现集四者为一体的西汉王陵，大云山汉墓是首次完整呈现这四种葬制的考古发现。
所谓“中”字形大墓，是指在方形墓室的南北各有一条细而长的墓道，从空中俯瞰墓葬就像一个“中”字。根据汉制，帝陵和王墓用“中”字形，而级别略低的侯只能有一条墓道，即“甲”字墓。大云山汉墓的三座主墓都呈“中”字形，其中一号墓，总长超过140米，与高邮的广陵王墓基本相同。
而黄肠题凑是指棺椁周围用黄芯的柏木(即黄肠)，堆成围墙结构，且一头对准棺椁(即题凑)，这是汉代帝王的专用葬制，此前只发现了14座。大云山汉墓最大的墓葬中，黄肠题凑早年曾被大规模盗掘，不但随葬品洗劫一空，而且被纵火焚烧，幸运的是四周的椁室因为早已坍塌而未被发现，从中出土了大量高等级的精美文物。
更为罕见的是，一号墓和二号墓各出土了一套金缕玉衣和镶玉漆棺，这在汉代考古中极为罕见。此前，玉棺只在河北满城和徐州狮子山发现了两具，但因破损严重，玉棺如何制作并不清楚。此次发掘首次证明，玉棺其实是漆棺的内部贴上千片或方或圆或三角形的玉片。玉衣此前发现过20余件，而皇帝和诸侯王能够使用的金缕玉衣只有8件，大云山汉墓两套金缕玉衣曾被破坏，但玉片损失不大，连如何用金丝打结编缀玉片都看得一清二楚，为破解玉衣制作工艺提供了实物。
出土文物显示，墓主应是诸侯王。一号墓中大量文物仅见于以往发掘的诸侯王级别墓葬中，如完整实用的编钟与编磬在南越王墓和吕王墓两座王墓中发现过。
南博经过两年工作，共发掘主墓3座、陪葬墓6座、车马坑2座、兵器坑2座、建筑基址1处、道路1条。这显示一位诸侯王曾在大云山上举行过超豪华的葬礼。
器物铭文铆定墓主身份
盱眙古称东阳，在西汉早期曾先后属于刘贾的荆国、刘濞的吴国和刘非刘建父子的江都国，那么大云山汉墓究竟属于哪位诸侯王？出土文物给专家提供了线索。
在一号墓的东回廊内发现了大量半两钱，但却未见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发行的五铢钱，且墓葬中有西汉早中期常见的鼎盒壶组合，而未见中汉晚期的陶制井、灶和粮仓，专家因此认为墓葬时代不晚于汉中期。
而众多器物上的铭文更是铁证。墓葬中出土了多件刻有“江都宦者”的铭文铜灯，以及“江都宦者沐盘十七年受邸”银盘、“廿一年南工官造容三升”漆卮、“廿二年南工官”漆盘，表明这些器物属于江都王。刻有“廿七年二月南工官”耳杯共发现了近百件，全是尺寸很小的明器，没有实用功能，是专为陪葬而制造的。江都王刘非在位27年，于公元前127年去世，而刘建只在位6年便因谋反败露而畏罪自杀。汉初诸侯国内以王在位的时间纪年，而不是皇帝纪年，这批耳杯显然是刘非去世后为陪葬而赶制的。综合这些材料，考古队断定一号墓墓主为江都王刘非而非刘建。
据史料记载，刘非是汉景帝的儿子，与汉武帝刘彻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没什么文化，粗野而勇猛。吴楚七国之乱时，15岁的刘非主动请缨攻打吴国，景帝赐给他将军印。平定叛乱后，他被封为江都王，治理吴国原有的封地，范围达3郡53城。武帝即位后，他作为帝兄，骄横好勇，因此武帝派大儒董仲舒作江都相，辅助刘非。七国之乱平定后，中央集权强化，而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和财政权利均被剥夺，诸侯王的陵墓也日渐萎缩，而因军功受赐天子旌旗的刘非却备受优待，因此在同时期的诸侯王陵中，大云山汉墓显得格外磅礴大气。
这一发现也使江都国被重新认识。此前，仪征庙山一直被认为是江都王的陵墓，而盱眙是江都国的边境地区，这一发现颠覆了这个传统观念。
珍贵文物见证历史辉煌
汉代人“事死如事生”，希望将现实的生活照搬进另一个世界，因此墓主生前的物品、器具尽可能放入墓中。近日，南博举行大云山出土文物精品展，展出珍贵文物300余件，让人们近距离感受墓主生前的奢华生活。
拿一号墓来说，外藏椁进行了功能分区，沐浴用品区出土了沐盘、沐缶和搓澡石；乐器区出土了编钟、编磬和琴、瑟、铃等乐器，其中编钟一套19件，为国内所出第三套完整西汉编钟，而编钟架下的鎏金铜兽座是首次发现；钱库区出土“半两”钱约1吨；庖厨区放置铜器、漆器和陶器等各类炊具。在墓主的生活用品中，有一件当时极为罕见的水晶带钩，约中指长短，晶莹剔透；还有两套腰带，带扣是方形的螭龙，腰带上饰有玛瑙和白玉雕刻的海贝，极其精美。考古人员还发现了马车和殉葬用的马骨，车上伞盖的伞柄和弓帽为银制，刻有纹饰并镶嵌大量宝石，马车制作非常考究，是难得的汉代车马实物。善战的刘非，少不得要将兵器带入墓葬。越王勾践剑上的暗花纹曾被认为是东周时吴越地区特有的兵器装饰技术，至秦代即失传，然而此次集中出土了一批暗花纹兵器，改写了兵器史上的这一篇章。
出土文物中还有“进口货”，完全锤揲成的裂瓣纹银盒和银盆，与中国传统制作方法迥异，但在西亚地区出土较多，一般认为这类银器为古代伊朗高原的艺术品。此外，鎏金的铜象、铜犀牛与驯象奴、驯犀奴，均为国内首次发现。研究表明，犀牛是苏门答腊种，显然是从东南亚“进口”到汉朝，并成为工匠们制作的艺术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