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收藏界有两件事情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一件是前不久拍出七千多万天价的有徐悲鸿长子背书并合影的“徐悲鸿作品”，被发现为美院学生的课堂作业，证据凿凿；另一件则是由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原故宫(微博)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等五名顶级鉴定专家，为一私人老板自制的“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开出24个亿的天价评估，老板以此在银行贷出巨款，最终无力偿还，锒铛入狱。
这两件事再一次动摇了整个文物鉴定以及收藏行业的公信。这不能不让人发问，连国家级的顶级专家都失守了，收藏行业，我们还可以相信谁？第一件事低劣程度已到了毫无智商的程度，本文不予置评，第二件事引起了笔者很多感慨。
参与鉴定“金缕玉衣”、“银缕玉衣”的专家如下：史树青，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杨伯达，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著名玉器专家。王文祥，世界文物艺术品鉴定评估委员会主任。李劲松，中国宝玉石协会原秘书长。杨富绪，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主任。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个叫谢根荣的骗子声称自己有两件“古董”，一件是“金缕玉衣”，一件是“银缕玉衣”。他先找来原中国收藏家协会秘书长王文祥，王文祥又找了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等4位专家，一起给“玉衣”作出评估报告，给出的评估价值24亿元。谢根荣给了专家几十万元的评估费。事后，谢某以此假的“金缕玉衣”和上述真的“专家意见”向银行贷款累计金额达4.56亿元。自然，这钱全部打了水漂。
事情曝光后，几位专家(史树青已经去世)没有一个坦然面对自己的错误。杨富绪首先表示“谁说是假的？现在谁能给这件(金缕玉衣)做定论了吗？”。史树青的遗孀说“鉴定是一个科学认识、逐渐认识的过程，谁也不可能没有走眼的时候，十年前根据当时掌握的文献和技术认为是真的，十年后又会有新的认识”。科学发展观学得真是好啊。
至于另外三位，王文祥、杨伯达以及李劲松则在此事上略显低调，但都众口一辞地把责任推给了已经作古的史树青。对于24亿元的评估价，王文祥说，这是著名历史学家史树青老先生提出的价值，“我们没有那么仔细去看”。杨伯达说，由于当时没有举手表决的过程，于是自己就随了大流，别人怎么说，自己也就怎么说了。李劲松说，这个鉴定是比较随便的，算是帮朋友一个忙。“史老是大权威，说这个价值很高，史老说的话我们是很尊重的。”
如果说某一位专家偶然鉴定错误或者失误，我们还能理解或者容忍，但上述这几位堪称明星组合的专家团队，犯下这样小儿科的错误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这些人事后狡辩、推诿，推诿不过就强词夺理不思悔改的态度。
网上很多人评论这五名专家毁掉了自己徒子徒孙的饭碗。有的则表示了对业界前景的担心：如果连这些顶级专家都没有了公信力与权威性，我们自己的知识又不足以鉴别真伪，我们还能相信谁？如果连在春秋大拍上花巨款天价买来的画都是假的，谁还敢收藏？
本来，鉴定专家与鉴定机构，他们的权威性能够为我们解决很多麻烦。但如今这些专家及权威机构却丧失了被信任的基础。
令人痛心的是，如今信任危机不仅仅存在于收藏行业，可以说已经波及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地沟油、毒奶粉、染色馒头、桶装水、达芬奇家具……，不胜枚举。
信任危机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及社会交往成本。更重要的是，人们失去了互信，社会生活就会陷入无序状态。活在信任危机的年代里，每一个人都是受伤者，老百姓输金钱、输感情，机构、专家输信誉、输形象。而建立起社会“过硬”的信任体系，不仅仅是法律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道德体系和价值观体系的建立问题。
前一阵子因公务去了韩国，看到人家那里托儿所的门大敞着，孩子们在里面快乐地跑来跑去，没有人担心会有人进去拐儿童，路边的商店，老板临时出去一下，也不用上锁，而且几乎见不到防盗窗、防窗门，不禁感慨万分，在这些教堂林立的地方，当人有不轨之念时，就算不怕被人抓住，恐怕还担心上帝的惩罚。
但愿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收藏行业也能早日建立起真正的诚信，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交往成本大大降低。让人们都能放心地在阳光下生活，让躲在阴暗处的见不得人的事情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