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1月9日讯 (记者 余娜) 在由文物管理部门监管的成都古玩市场上曾经出现过一些被叫做“齐家玉器”的古玉器。四川古玉收藏家杨永年认为其中的一些玉器富含信息，极具探索意义。还认为这样的玉器不是“齐家玉器”而是“古蜀玉器”。为此杨永年在过去的四、五年中跑了近半个中国，除在各地文管部门监管的古玩市场上有所发现外，还在川内川外的一些收藏家的藏品中也见到这样的“古蜀玉器”。杨永年用三年时间，五易其稿，将解读古蜀玉器而形成的诸多猜想，写成了一部超过15万字，有250幅古蜀玉器图片的书稿。在党的六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在建设文化大国、强国的号召下，杨永年决心将解读古蜀玉器的情况向媒体公布。这些解读不是学术结论。公布的目的是希望目前这种个人层面的民间收藏能够进入到社会层面的学术认定，让更多的人来检验、来思考、来参与对古蜀的解读。
杨永年：退休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年轻时写诗，中年后著文，退休后潜心研究古蜀玉器，已出版著作13种，其中8种是关于收藏文化的。是2008年、2010年上海?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演讲嘉宾及论文作者，也是第三届中国收藏文化(开封)论坛论文优秀奖获得者。
今日，杨永年在四川新闻网公布了他对古蜀的全新猜想??
※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另一个生长点。它作为长江文明的先驱，站上过一个历史的高度，古蜀氐羌文明与中原华夏文明，是同源异流、独立共处、互动并进的。
※古蜀的主要居住民是氐羌人，是以玉为崇拜物媒的炎帝集团的后裔。5000年前的炎黄大战，炎帝集团失败后，带着他们生自北方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区的主要精神财富：对太阳的崇拜和对祖先的记忆，以及尚玉、用玉的崇玉习俗和以石为棺的葬式葬俗，分两个大方向进行了由北向西再向南和由北向东再向西南的种族大迁徙。
※经过“民族走廊”最终来到“华阳之地”的氐羌族群，主要的祖源记忆有两大类：一是以红山三星他拉龙(C字龙)以及玉祖(猪)龙为龙图腾的先祖，二是以红山鹰(?)为鸟图腾的先祖。这大概就是我国前辈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指出的，原始部族是由两个“半部族”组成的远古社会结构的印记。
当蜀地的禹龙(夏禹)种族带着他们在蜀地形成的治水经验和治水手段，东进中原为更多人民谋福利之后，留在蜀地“氐人国”中的鸟图腾后裔灌氏种群成了古蜀地多个部落的首领。数百年的柏灌时代行进在由母权制向父权氏族社会的过渡中。这个过渡完成了由原始的血缘文化进化为文明时代的地缘文化。最终导致蜀地的氐羌人的凫氏族与西进入蜀的东夷人后裔鱼氏族的联盟，建立了古蜀的第三王朝??鱼凫王朝。形成了文明要素十分清晰的又一个“中国原生国家”。此间，三星堆文化登上了顶峰。
※炎帝集团在蜀地的后裔凫氏族人所传承的红山玉文化，与西进入蜀的东夷集团后裔鱼氏族人所传承的良渚玉文化相结合后，古蜀玉器在整体造型和细节刻画上都有长足的进步，这就为领先世界的三星堆青铜文化的铸造，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造型艺术准备和制模雕塑工艺。
※古蜀历史的“第一定理”是“有蜀候蚕从，其目纵，始称王”。这个“纵目”不是民俗的刻额“雕题”，不是神话马头娘娘的“马眼睛”，更不是吃了缺碘的盐而导致甲亢病的“眼球外凸”！纵目人的双目纵扬，不是古蜀氐羌人的生理特征，而是他们用玉雕和金属面具塑造祖先形象时的特定艺术符号，这个符号的造型因素源自炎帝集团在红山文化期创作的三星他拉龙(C字龙)眼睛的纵目形象。
“蚕从”应该与种桑养蚕无因果关系。古代华夏先民的思维定势中，蚕化或蝉化是关于人“死而再生”的思维物象。蚕或蝉的由蛹化蝶或蜕化再生的现象作了人的“祖传”的象征。因此“蚕从”是指蜀地的氐羌人是“蚕”化一样“从”服于北方炎帝祖先。“蚕从”是祖源记忆的一种物语指向。
※古蜀的杖，不是权柄的象征，更不是西方“用杖文化”的引进。杖是古蜀人对天梯“建木”的简约和符号化，是古代中国进行的“绝地天通”宗教改革的物语图说。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双手紧握着“杖”，彰显着与先祖沟通权的垄断。随着这个符号的使用传播和时间的推延，象征“建木”的“杖”也由唯一的公器，变成了众人均可使用的私器。即是说“杖”成了蜀地和蜀文化扩张地域内各阶层人士在各种场合中与先祖沟通的通灵之物。
※树，包括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树，是古蜀人的方位认知和独特的祭祖礼器。三星堆的青铜树应该有四株，两棵大树，建木和寻木。大树是古蜀人对空间意识的感悟。先祖“众帝”就居住在树的上方。祭祀祖先，得靠建木让天上的先祖“众帝”下凡来，得靠寻木让地下的子孙上天去与祖宗团聚。
两棵小树，扶桑和若木。小树是古蜀人对方位认知的体会，是地缘文化的标志。炎帝后裔的氐羌人凫氏族来自西方长着若木的地方；东夷后裔西进抵蜀的鱼氏族，来自东方长着扶桑的地方。
※鸟是古蜀人的第二祖源记忆。在三星堆的由青铜大立人和众多面具(人)组成的祭祀大典中，除了已复原的第一祖源记忆??龙图腾后裔的主祭人青铜大立人外，还应有第二祖源记忆??鸟图腾后裔的主祭人青铜大鸟人。它可由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青铜残器K2③：264，K2③：327，K2，②：143，K2②：143-1，K2③：296还原而成。
※三星堆祭祀物坑中的青铜大立人和众多的所谓青铜人面、兽面像以及被捆绑的石人，不是“神”，不是“兽”，也不是“亦人亦兽”和“群巫众神”！他们都是“人”！现世的人和死去的人；祭祀的人和被祭祀的人；有血缘关系的人和有地缘关系的人；本“国”的人和外“国”的人；有身份地位的人和犯了法当警示的人……他们被异化，被艺术；他们被统领、被组合，进行着以“祭祖”为宗旨的祭祀大典，表现出古蜀的“共主政治体系”，图说了古蜀的“共主政治秩序”，拉开中国几千年的“礼制”和“宗法”大戏的序幕。
※古蜀是绝对存在文字的，否则就不会生成已被三星堆出土物所证明了的，那么成熟，那么灿烂的古文明现象。
用玉录字，不可能是唯一，更不可能是大宗。古蜀文字还可能存在于龟甲、兽骨、青铜等材质上，笔者预测更多的古蜀文字，应该出现在“陶土”制品上。或许，这会印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田昌五先生指出的“在商代之前，很可能有一个以陶器为书写材料的‘陶书时代’”的论断。或许，古蜀的陶书将与两河文明的“美苏尔文泥版文书”交辉相应，在东方和西方去照亮全世界的古代文明。
※璋的原创者应是氐羌人，其构思基础源自氐羌族群的“大岳”崇拜，造型灵感来自红山玉文化中的丫形器。璋的中外发展史应是从“古蜀牙璋”到“中华牙璋”到“中国牙璋”。
※三星堆文化的“突然”消失，，不是水患，不是兵灾，也不是外族入侵的政权改变。它的突然消失，只能是能在瞬间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物资毁灭的大地震。蜀王在地震时死亡(“忽得仙道”)。臣民面对此情此景，先是恐惧，后是抱怨，对曾经是潜心敬奉的“众帝”的失望，对众帝的形象，那些青铜人像，面像的怨恨！为什么关键时刻你们不保佑我们呢？于是捣毁青铜人、青铜树等礼器，进行了当代学者指出的“失灵神物掩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