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朋友问我：古代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古代”这个概念实在太大，春秋战国是古代，秦汉魏晋是古代，唐宋元明是古代，鸦片战争以前都算是古代，从有文字记载算起，古代跨越了几千年，这几千年当中银子的购买力怎么可能一成不变？还有，银子跟银子也不一样，有成色很好的“九八足银”(含纯银98%以上)，有成色很差的“八五杂银”(含纯银85%左右)，也有虚拟的仅作为计价标准的“纹银”(含纯银93.5%)，它们的购买力肯定有区别吧？另外我们还得考虑地域差别，同一个时代，同样的银子，在京城可能不值钱，去乡下却可能很值钱。最后，一两银子在不同朝代的重量也不一样，东汉的“两”很轻，一两不到十五克，唐朝的“两”很重，一两超过四十克。所以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加上很多限制条件：请问您指的是哪一年的、哪个地方的、什么成色的一两银子？加上这么多限制条件以后，本来很笼统的一个问题就变得清晰起来，可是对方也会变得头大，人家本来对一两银子值多少钱挺感兴趣来着，一听居然这么麻烦，只好摆摆手说：算了，我不问了。大多数朋友就是这样子，他们喜欢简单，对太复杂的问题不感兴趣，更不愿意花力气去琢磨。换句话说，大家的脑子喜欢偷懒。偷懒的结果是，我们会在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上犯下致命的错误。
譬如说古装电视剧里，皇帝赐银五千两，紧接着就有一个小太监托一个木盘子出来，盘子上码着一锭一锭的银子，耀人眼花。五千两足足有三百多斤(十六两为一斤)，古代的斤又比现在的斤要重(明清时一斤在五百九十克以上，现在的市斤只有五百克)，一个太监是根本托不起来的，除非他身怀绝世武功。博学如金庸先生，武侠小说写得雅俗共赏意蕴无穷，一样在常识上犯错误：《鹿鼎记》里男一号韦小宝动不动就从怀里掏出一千两一张的银票，事实上他那个时代(康熙年间)，根本就没有银票，无论官办钱庄还是私营银号，都要到咸丰年间才开始发行银票。
影视和小说都是文艺作品，只要情节引人入胜就行，不需要“符合史实”。问题是我们的学者也往往会犯类似错误。记得王立群(微博)先生在百家讲坛开讲《大风歌》，讲到汉高祖刘邦赏赐陈平“金四万斤”，想当然地解释说那是铜，不是黄金。他这种理解在学术界流行已久，也错误已久，误导了很多人。其实《史记》里提到的“金”，多数指黄金，而不是黄铜，如果明确提到“黄金”、“赤金”、“兼金”或者“若干镒”，则一定指黄金。西汉前期，“金一斤”等价于一万枚五铢钱，“银一斤”等价于三千枚五铢钱，五铢钱主要用铜铸造，一万枚五铢钱重达一百三十斤，如果“金”指的是铜，一斤铜怎么可能等价于一百三十斤铜呢？传统说法还认为古代黄金成色很低，这个观点也被考古实物证明了是错的??战国金饼的纯度都已经高达95%以上。王立群先生可能觉得刘邦一次赏给陈平黄金“四万斤”太多，其实古代中国的黄金储备是超乎今人想象的(王莽执政时期仅内廷藏金就多达一百四十吨，后来他大婚，光彩礼就耗费了七吨黄金)，那时候黄金的购买力也远远低于今天，后来由于黄金大量流失(一是被铸造成器物，二是流失到海外)，同时白银迅速增加，黄金才变得异常贵重起来。
长期来看，黄金相对其他金属的贵重程度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上升趋势。西汉时，一两黄金的价值或者购买力只是一两白银的三倍，到了唐朝就变成十五倍，而在今天，这个比率是四十倍以上。我们只有了解到经济史上这一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之后，才会对古代帝王赏赐臣下的几千斤乃至几万斤黄金有一些正确认识：首先它们是黄金，不是黄铜；其次，那些金子并不像现在这么值钱。
黄金价值走高的历史趋势应该不止出现在我们中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邵义先生的专著《过去的钱值多少钱：细读十九世纪北京人、巴黎人、伦敦人的经济生活》。在这本书的第一章第四节，邵先生列了一张表，表上显示1860年国际上金银比价是1比15，到1880年金银比价是1比18，1900年金银比价是1比33。短短四十年当中，黄金相对白银的价值上涨了一倍还要多。
《过去的钱值多少钱》这本书，重心并不是金银比价，而是货币的购买力。作者邵义首先划定了一个时间范围：十九世纪。更具体地说，是从1830年到1914年。然后他又选了三个区域：中国的北京、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在这一时期内，北京流通的主要货币是白银和铜钱，巴黎流通的主要货币是法郎和生丁，伦敦流通的主要货币是英镑和先令。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来考证白银、铜钱、法郎、生丁、英镑、先令的购买力，以及这些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在此基础上他又详细描述了北京、巴黎和伦敦的物价水平以及当时人们的收入。 十九世纪北京市面上的白银分碎银、银锭和银元三种。碎银和银锭都是“国产”的，成色不一，作者以纹银为例，计算出一两银子的标准重量：37.31克，以及一两纹银所含纯银的重量：34.9克。像这样的一两银子，在公元1884年的北京能买到七十多斤(市斤)普通大米，鉴于现在普通大米每斤卖到三元左右，可以估算出当时一两纹银大约相当于现在两百多元(仅就买米而言)。如果用这样一两银子去买鸡蛋，能买三四百个，仍然相当于人民币两百多元。如果用来租房，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却远远超过了两百多元人民币，当时在北京闹市区租一所建房六间、占地半亩的四合院，一个月只需要一两多银子，这说明当时北京的住房并不短缺，相对于食物而言，房租便宜到了惊人的地步。
银元也是十九世纪北京的常见货币，满清政府铸造银元较晚，当时中国的银元主要靠“进口”，有来自墨西哥的鹰洋、来自英国的站洋、来自日本的龙洋(后来光绪年间铸造的银元也叫“龙洋”)。邵义先生在《过去的钱值多少钱》第一章第一节计算了以上几种银元的重量、成色以及与纹银的兑换率：墨西哥鹰洋可兑换0.7023两纹银，英国站洋可兑换0.6956两纹银，日本龙洋可兑换0.6922两纹银。邵先生没说哪种银元在清代流通最广，我估计流通最广的应该是墨西哥鹰洋，因为清末笔记里常见时人对鹰洋的描述，曾经执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几十年的英国人赫德在日记里提到的薪水也是以鹰洋为主。
无论银锭还是银元，一般都是在大宗交易里使用，普通市民过日子，最常用的是铜钱。铜钱又分很多种，有面值一文的“制钱”，也有面值十文的“当十钱”，还有面值一百文和一千文的“当百钱”和“当千钱”。清代北京市面上有一惯例，无论是哪一种铜钱，都要按照面值的两倍来计价，譬如说一千枚制钱本来是一千文，在北京却偏要说成是两千文，一千枚“当十钱”本来是一万文，在北京偏要说成是两万文。一些学者认为，清代初年北京曾经铸造过一种重量很轻的铜钱，叫做“京制钱”，简称“京钱”，京钱的面值是一文，重量却是后来铸造的制钱的一半，后来京钱不再流通，但是作为最基本的计价单位保留了下来。换句话说，制钱和当十钱替代了京钱以后，人们习惯上仍然按照京钱来计价，又因为京钱两文才相当于制钱一文，所以人们见到制钱和当十钱，就自动把它们的面值翻了一倍。我查证《清史稿?食货志》和《顺义县志?金融志》，确实有“京制钱”的概念，但却没有记载这种钱币的面值和重量，甚至连“京钱”这个简称都找不到。邵义先生在《过去的钱值多少钱》一书最后附有《清朝京师“京钱”考》，运用他扎实的金融学功底(他在投资银行从事金融研究多年)，论证了京钱只是一种虚拟的计价单位，它的产生源于北京人对清代某个皇帝将铜钱贬值的消极抵抗。这个说法很有独创性，可惜邵先生没能在史料里找到究竟是哪个皇帝把铜钱贬了值，所以正如他所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确定京钱产生的时间和原因”。但是邵义敏锐地发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大额铜钱流通以后京钱计价方式发生变化的一个关键细节：“当十钱”流通前，制钱包打天下，京钱一吊(一千文)等于制钱五百文；“当十钱”流通后，制钱退出市场，京钱一吊(一千文)等于当十钱五十枚，而折合制钱只有一百文左右。这个细节的发现，有助于我们读懂晚清至民国北京的真实物价和收入水平。我手头有加藤?三郎写的《北京风俗问答》一书，该书记录了清末民初人力车夫的收入：“孤身一人，每天拉个五六吊钱，除去车份儿，就将够我吃的。”“五六吊钱”是指京钱五六千文，如果按照传统解释，两文京钱等于一文制钱，那么“五六吊钱”就是两三千文制钱，每天两三千文，一个月就是六万文到九万文，当时一千五百文制钱可兑换一块大洋，则人力车夫一个月能挣到四十块到六十块大洋，比北洋时期教育次长的薪水都要高，怎么能说“除去车份儿，就将够我吃的”呢？读了邵义先生的考证才知道，清末民初京钱的计价方式已经发生变化，这时候“五六吊钱”只相当于制钱五六百文，每月也就是一万五千文到一万八千文，折合大洋十块到十二块，再刨去三块大洋的份儿钱，当然“将够我吃的”了。
邵义目光敏锐，功底扎实，他这本《过去的钱值多少钱》注重细节考证，也以细节取胜，这种写作态度在当前的历史类著作当中非常少见。最近这些年，历史题材一直很火，却都是政治斗争、官场秘笈、大型战役和宫廷隐史，即使稍具思想深度的著作，也很少能在细节上站得住脚，大家张口就是“东亚文化”、“全球文明”，基本事实还没搞清楚呢，就急着下宏大的结论。宏大主题未必不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先把细节问题整明白了，不然主题越宏大，错误越离谱。
好莱坞电影有个基本法则：越是虚构的东西，细节上越要准确，这样观众才能在虚幻的场景中体验到强烈的真实感。搞学术不是做电影，但也有类似的法则存在：越是宏大的选题，越要在细节上认真。譬如要想写一部物价史，自然先得弄明白度量衡和货币成色，如果对一石粮食有多少斤都迷糊，对“一贯钱”具体指的是铁钱还是铜钱、是大钱还是小钱、是实物还是折色都闹不清楚，只凭着想当然和人云亦云，肯定要犯错误。邵义先生不是专业搞学术的，不过他在《过去的钱值多少钱》这部专著上所下的“细工夫”，值得多数搞学术的朋友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