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靖江
生命是一次有趣的探险，有时需要激流勇进，有时需要辨明方向，但更多的时候，不妨追随着自己的心性，随兴所至，或可以渐入佳境。我与人类学之间的关联，就是这样一种虽始料未及，却充满情致的人生旅程，以至于今天，虽然跻身人类学界日短，更谈不上有什么学术造诣，却独乐其中。
与众多毕生事一业的学术专才不同，我的求学经历与职业生涯颇为曲折，常被友人笑为“迷踪拳”。20世纪90年代初，我入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修科目多为法学诸门类：公约宪法、刑民诉讼……只是我天性比较怠于法条诵记与案件争讼，又因毕业实习期间，曾在西藏拉萨司法局工作三个多月，经常下乡普法，“心玩儿野了”，所以近毕业时，转而投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在郑洞天教授的门下，学习了三年的电影导演理论与创作实践，其间拿过校级奖学金，执导的几部短片评价良好，硕士论文《美国法律题材电影研究》也得到了学界的肯定。在拿到电影学硕士文凭之后，我放弃了留校的计划，开始了以影视拍摄为主、文字写作为辅的自由职业者生涯。
从2000年起，我参与了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世界电影之旅》的栏目创建，并在其后十年间，访问了世界近三十个国家，拍摄出上百集世界电影文化纪录片。也正是在从事纪录片创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受到世界多元文化的魅力，以及通过影像方法记录和表述文化内容的深远价值，于是在2004年重返北京大学，攻读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并完成《田野灵光：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历时性考察与理论研究》的博士论文。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开始了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另一种人生体验。
影视人类学作为一门人类学体系中的分支学科，在国内学界始终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究其原因，首先是自身的学科建设水平相对薄弱，特别是理论框架缺乏系统性的学术表述与规范的术语体系，难以和人类学的主流学术系统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因此，迄今为止，中国的影视人类学仍被大多数学人等同于拍摄民族志纪录片，没有能够建构出一套更富于理论价值的学科发展体系。而在学科内部，从事影视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多以民族志影片的摄制为主业，自成一派，较少参与人类学其他领域的学术讨论，这反过来也阻碍了这一分支学科在人类学大语境中话语权的提升。
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任教不过一年有余，专注于影视人类学的教学、研究和影像创作，虽然资历甚浅，但多少有些心得体会。从研究的角度而论，影视人类学界应当拓宽视野，除了拍摄和制作影像民族志文本之外，还需对人类所创造的影像文化有着更为宏观的观察、思考与表述。换言之，让影像不仅作为我们学术表达的独特工具，更成为这一学科研究的核心领域，与当代世界文化的影像化趋势相呼应。以影像文化为阵地，影视人类学者才能够建构一整套学科理论体系，扩张学术领域，成为与其他分支学科展开交流的对话方，共同参与到人类学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当中。
从教学的角度来看，影视人类学最好的学习期是在大学的本科阶段，通过学科理论、历史源流、影片分析与影像拍摄方法的综合教育，让学生知其道，习其术，谙其史，涉其趣，既掌握这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又具备影视创作的基本技能，能够独立完成影像民族志作品。我们当然不能期望每一位学生都投身于影视人类学的研究，但我们至少能够为他们的学术发展提供一条影像之路。
很多影视人类学界同仁都致力于以长时间的田野观察和影像记录为基础，创作内容完备、情节复杂的民族志电影作品。这自然是本学科与其他人类学学科相区别的重要特点，也能够在海内外的人类学影展中获得声誉，但是我更主张将影像方法应用于人类学的普遍研究之中，即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利用影像工具随机记录文化事象，以“影像田野笔记”等形式，丰富人类学者的调查内容。这些影像素材未必剪辑成一部结构清晰的民族志电影作品，而是融汇于最终的学术成果中。发展与周边诸学科的合作关系，不着于相，美美与共，我以为这才是影像对人类学最为朴素、切实的贡献。
作为一个多年游走于“五行三界”的“浪人”，人类学对我的吸引力依然是来自远方的召唤。游走于影像与人类学共同营造的“河山胜境”，或许正是我此生皈依的“法门”。
本栏目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合办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