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里，主人公吉尔坐在一辆老爷车里，每晚逃进他幻想已久的昨日时光，跻身让 科克托之晚宴，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和达利把酒倾谈，甚至还与毕加索的情妇互送秋波。时代总是旧的好。
这种文化末世之感，在享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断裂的年代》中尤甚，该书集中审视了20世纪“社会现实和艺术之间盘根错节的奇特关系”。对这位与整个20世纪几乎同始同终的在场者来说，20世纪是传统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赖以维系的价值观崩溃的时代，是“一个失去了方向的历史时代”。而这种迷失最为强烈与鲜明的表现，即在文化。
严格来说，本书并非一部体系完整的著作，部分篇章是应萨尔茨堡艺术节邀请发表的演讲，其余则是就文化与社会关系写下的零散篇章。不过，霍氏在编辑此书时，仍努力勾勒出一条逻辑线索，并以四部分来对应他不同的文化思考，分别是“高等文化”的今日窘境；资产阶级世界的文化；不确定性，科学、宗教；从艺术到神话。
而本书的核心关键词，即是“断裂”。就社会发展阶段来说，从长期的农业社会进入以工业和机器为主要生产力的现代社会，历史本身已呈现出断裂之势；就社会制度而言，西方经济的迅猛发展催生出的消费社会，大众政治地位的提升，使得所谓的精英文化江河日下；就文化生产而言，新技术的日新月异加之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终结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艺术特权；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趋势，非但没有增强实际的跨文化交流，反倒因为“民族国家”的相继出现，令文化不再成为共同的议题，而“只注重自己关心的事情”。总之，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像20世纪一样，以如此剧烈的幅度与如此迅猛的速度改变自身，文化不再成为主导改变甚至抵拒改变的力量，而是也被拖拽到时代漩涡之中几至无力自拔。
不过，虽然霍氏对于20世纪无甚好感，但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不在激烈，而在机锋。全书最为出彩的部分，我以为是其对于技术变革之于文化的深刻影响，文化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文化趋于通俗性等议题作出的深刻分析。
以通信技术和复制技术为核心力量的技术革命，促使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需要学会如何适应这一转变。音乐“基本独立于音乐家的创造性和技巧”，视觉艺术摒弃手工创造，陷入感官与感觉的世界，作品更多成为产品。霍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业文化流水线生产出“不是需要单独集中注意的产品”，而是一个“虚拟世界”，具体的舞蹈让位于一时的激情，漂亮的建筑让位于暧昧的城市，演员莫名其妙的“个性”胜过演技，文化需要的不再是具体的杰作，而是一整套时时嚣骚的背景声响。文化与生活，审美与消费，身体与精神，藩篱一一拆除殆尽，“艺术不再是好与坏的标准”，文化成了自我满足的精神甜品。
在文化与市场的关系方面，霍氏认为利润最大化已然成为艺术生产者也不得不遵守的游戏规则。艺术家不理睬大众，大众也就不会给艺术家捧场，太过超越大众理解力的作品会在市场上一败涂地。就国家层面与艺术投资的关系而言，霍氏认为虽然堆在文化头上的资金总额看似庞大，但并不代表国家愿意给予文化更多资助，大笔拨款兴建博物馆，不是里头的展览重要，而是博物馆建筑重要。而基于新技术的革新，不少文化产业的基础正在崩溃，诸如图书与唱片市场。一意精进的新技术，显然也无心于旧文化的物质保存，以至文化永远处于跑步机上，而忘了坐下来静心清点家产。因此“文化的利益如同社会的利益，不能交给自由市场处置”，而目下中国的情况是，一边将文化推赶给市场，一边却连起码的市场规矩都没建设起来。“短促的20世纪，即将在问题重重中落幕。没有人有解决方案，甚至没有人敢说他有答案。于是世纪末的人类，只好在弥漫全球的一片迷雾中探索前进，透着朦胧足音，跌撞入第三个千年纪元的开始。”霍氏曾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如是感喟。对于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本书也无法给出答案。不过至少霍氏交出的是一份“认真的迷茫”，他试图在文化的碎片中析解出历史的本相，譬如新艺术的发展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兴起关联紧密，文化作为一种精神遗产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扮演的角色，21世纪文化困境的改变不仅仰赖勤奋的知识分子，更在于如何让普通人加入到这一进程中。换言之，作为历史学家的霍布斯鲍姆，关心的并非是审美意义上的文化，而是处于世纪巨变语境中的文化遭际。是的，我们确实身处一个失去了方向感的时代，但至少我们在霍氏这里得到了明晰的劝告，而非国内的文化明星们随口散播的文化大时代的空头支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