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梅
“海客谈瀛洲，烟波浩渺迹难寻”，秦始皇帝所追寻的仙山，缥缈难寻，而紧随其后的汉魏人们却丝毫未减神往，除了问道求仙，日服丹药外，日常生活的多个角落都流露着人们追求长生、渴望成仙的心理，当时的鎏金铜镜便是这一时代思想最集中的物质载体之一。
鎏金工艺是我国古代器物装饰的一种特种工艺，是将金和水银合成金汞剂，涂在铜器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而金则附着于器表不脱落。安徽寿县博物馆的一件汉代鎏金铜舟上有铭文“……黄白涂舟……涂工歆”[1]，1972年河北邯郸出土的鎏金铜酒樽承盘铭文为“建武二十一年……金银涂工章……”。“黄白涂”“金银涂”等表明汉代对于鎏金银工艺的称谓，鎏金铜器发展到汉代已呈数量多、种类广的趋势，不仅局部鎏金，还多见整体鎏金。陈直先生在《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关于金矿一章中便指出“现在汉宫遗址所发现的宫禁服用器物，无不?金”，满城汉墓所出铜壶、盆、勺、炉等颇多鎏金之器，乃至铜剑也存在刃部鎏金的情况[2]。可见鎏金工艺作为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延伸，至汉代已较发达。而相较于鎏金铜器，鎏金铜镜的发现显得数量极少。汉魏时期经科学发掘和馆藏且见于发表的鎏金铜镜则不过十几面，这十几面铜镜按照纹饰布局大致可以集中为两大类：
一、博局纹镜
鎏金博局鸟兽纹铭文镜，1952年长沙伍家岭M211出土。镜背部纹饰鎏金，圆钮，柿蒂纹钮座，外围双线方框。方框外饰博局纹，博局纹间有一带四乳的圆圈纹和主纹鸟兽纹。主纹饰带与铭文带间有一周短斜线纹，铭文一圈52字：“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祥)。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囊)元吉，有纪刚(纲)”。素窄缘略高，直径18.6厘米(见图1)。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M211报告中定的时代为西汉后期，根据铜镜的风格有可能到新莽时期[3]。
1954年长沙黑门槽2号墓出土东汉鎏金博局纹镜[4]。
鎏金四神博局铭文镜，长沙黑门槽M2出土，圆形，圆钮，多乳座，座外两个大小相套的方框，框外为博局纹，八乳四神纹，一周短斜线纹和锯齿纹间有一圈铭文带，内圈铭文：“?石华兮之菁，见上下知人，清心志得乐长生，内天光明而清”，外圈长宜子孙。镜缘最外为素平缘。直径20.7厘米。图录定为东汉时期。同墓还出土一贴金规矩镜。
出土鎏金博局纹镜的还有：
1978年，长沙杨家山304号西汉晚期墓出土两面鎏金博局纹铜镜(见图2)[5]。
1955年西安王家坟出土鎏金博局纹铜镜[6]。
1958年广西梧州出土鎏金四神博局镜一面[7]。
图2 鎏金四神博局铭文镜这几面鎏金博局纹镜，主纹饰为博局四神兽或者博局鸟兽纹，风格较为一致，整体纹饰的局部及铭文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与他们所处的地域和时代有关。博局纹镜是汉代最流行的镜类之一，又习称规矩纹镜，尤多四神博局纹镜。根据各地博局纹镜出土情况，可知其主要流行于王莽时及东汉前期，其中简化博局纹镜盛行于东汉中晚期。洛阳火烧沟汉墓的资料认为四神规矩镜的出现或许在王莽之前，最盛期应是王莽时，其下限可能到东汉中叶。结合墓葬的情况可知，上述鎏金博局纹铜镜时代应在集中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
二、神兽镜
东汉鎏金五乳四神镜，义务博物馆藏品，浙江义乌县徐村乡出土。直径14厘米，圆锥形钮，重圈钮座(见图3)。内区以五乳间隔五区，分别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羽人。周铭：“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外区饰变形蟠螭纹。镜背鎏金[8]。
图3 杨家山304号墓鎏金规矩镜鄂城地区70年代出土有多面鎏金画纹带神兽镜，分别为1971年鄂钢五四四工地出土、1977年涂镇公社毛圹大队出土、1976年西山铁矿第55墓出土[9]。以鄂钢五四四工地出土为例：扁圆钮，钮上有错金兽纹，圆座。主纹六神四兽，外为半圆方枚一周，方枚上每枚一字，合为“九子作世而服者吉利”一语，再外为锯齿纹一周。边纹为变异云纹，内为龙、凤、兽、羽人等组成的画纹带，缘侧三角纹饰亦错金一周，纹饰通体鎏金颇为华丽(见图4)。《鄂城三国六朝铜镜》定为六朝。另外我们在馆藏鉴定中还见有安徽舒城博物馆藏有一面鎏金铜镜，为与鄂城五四四工地出土鎏金画纹带铜镜纹饰布局、鎏金范围大致相同，其镜缘的双线锯齿纹亦错金。唯环状乳除了神兽关节组成外，还有一部分为口衔物组成。在时代上两镜应较接近。
图4 浙江义乌鎏金五乳四神镜王建之墓所出鎏金镜主纹为高浮雕神人神兽，同向式排列，半圆方枚带中方枚内有铭文，边缘亦为画纹带式。此镜铸造极为精细，镜身鎏金，镜钮上嵌有金丝。直径17、缘厚0.4、钮径2.4、钮高0.9厘米。该墓出土有“黄武六年”铭文铜弩机，墓志中记载墓主人“泰和六年薨”，该镜的年代应不晚于泰和六年。
上世纪80年代镇江博物馆采集到半圆方枚神人神兽镜，纹饰皆鎏金[10]；1958年江都县出土一面鎏金半圆方枚神人神兽镜，另外钮上还有错金纹饰[11]，现藏泰州市博物馆，为三国时吴镜。此外浙江上虞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鎏金镜也是鎏金画纹带神人神兽镜类。
鎏金铜镜中的第二类为神兽纹镜，又可区分为神兽镜和画纹带神人神兽镜。神兽镜是东汉时期新出现的铜镜，在东汉中期以后开始出现并逐渐流行起来。在东汉及其后的六朝时期占据重要地位，在南方长江流域的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多见，北方地区则很少见。本文所列鎏金镜分别出自浙江、湖北、江苏、安徽等地，均在神兽镜的流行范围内，按其图案的绕钮方式可以分为环状乳式、对置式和同向式等。画纹带神兽镜镜背及缘外侧通体鎏金，富丽豪华，集中反映了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南方铸镜业的蓬勃发展。
鎏金铜镜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汉代时期有博局纹镜和四乳神兽纹镜，主要集中在前者，鎏金的范围主要在镜背纹饰区域，有的甚至在外圈部分未见鎏金，如浙江义乌的神兽纹镜。六朝时期的鎏金铜镜则鎏金范围扩大，往往除镜面部分外其余均鎏金，钮及缘侧还会嵌错金饰，如鄂城镜，舒城镜，泰州镜等。
由上可知目前所见鎏金铜镜主要集中于博局纹和神兽纹，我们认为鎏金铜镜集中于这两类铜镜，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材质和纹饰的相互一致，强调了当时的社会思想。
汉代博局纹镜长久以来一直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讨论一般都集中在关于“TLV”所代表的涵义，本文认为这一纹饰应源自汉代盛行的六博戏。江苏省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博局纹铜镜铭文有“刻治六博中兼方”，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新莽时期博局纹铜镜拓片铭文为“刻具博局去不祥”，说明汉人对此纹饰的称呼为六博或博局，源自当时的六博棋局。六博戏是汉代很盛行的游戏，除了游戏娱乐性质外，他作为社交礼仪的一部分是宴饮活动的一部分，与乐饮、投壶相关联，六博依投掷而行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还具有占卜的作用，北大汉简《日书》及尹湾汉墓简牍《日书》中都有《博局占》图形和文字表述，占卜有婚嫁、行、病等事项。另外还有祭祀的功能“哀帝建平四年正月，……其后，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祭，张博局，歌舞祠西王母”，四川新津汉墓画像石还出土有仙人六博的图像，这说明作为当时流行的游戏和可以表达贵富升仙思想的六博戏，它的棋局图案被借用到铜镜上面是合理的，一同被借用的还有它所表达的吉祥升仙的思想，而博局纹镜的铭文也多“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为国保”、“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等，说明了博局纹铜镜表达了人们长寿升仙的强烈愿望。而神兽镜在纹饰表达上多采用东王公、西王母、众神、四灵等道教人物、守护神图案，铭词也多反映道教思想，以本文为例，长沙伍家岭鎏金博局鸟兽纹铭文镜，铭文一圈52字：“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祥)……”。虽然两类铜镜的纹饰、铭文具体内容不同，但是其中心思想都是一致的，即仙人、长寿、贵富。
战国、汉代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道教产生之前，成为道教重要来源的神仙方术思想深刻的影响着世俗生活。如秦始皇就曾派人去往蓬莱寻仙，在汉代时期，汉武帝的好祀求仙更是不绝于书。神仙方术思想深刻的影响着世俗生活，其中“黄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不死”(《史记?孝武本纪》)，到了东汉时期，这一风气更是盛行。另外，黄金的化学性质是自然界金属中最为稳定的，他能耐高温，金的熔点是1064.43摄氏度，不怕氧化，不易生锈，也不溶于酸碱。因此，黄金非常适宜用来对其他质地的器物表面进行装饰。
综合鎏金铜镜的纹饰、铭文、鎏金材质可见这类铜镜除了所具备的照容功能外，从其表现形式上来看，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心灵的慰藉品，是当时神仙思想在世俗生活中的集中体现。
注释：
[1]安徽寿县博物馆藏鎏金铜舟，打击古墓葬盗窃案公安部门移交。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82.
[3]中科院考古所。长沙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116.
[4]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出土铜镜图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63.
[5]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杨家山304号汉墓清理简报[M]。考古学集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
[6]王士伦：《试谈中国铜镜纹饰的发展》，《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
[7]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8年。
[8]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彩版10。
[9]湖北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5?27页。
[10]镇江博物馆：《镇江东吴西晋墓》，《考古》1984年第6期。
[11]黄炳煜：《江苏泰州市发现一面鎏金神兽镜》，《考古》199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