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大猛
长沙地下古文物出土及流散海外，与长沙城市开放过程和现代化进程具有某种关联。
●晚清末年，长沙兴修代表近代文明的铁路，在长沙南郊豹子岭掘出三面铜鼓。该铜鼓“高约二尺许，大如盆，类古乐中之搏拊，两面各具兽头，殆衔环者，击之其声渊渊，大异常鼓”，铜鼓旁有“大汉建兴元年及平南大都督”等字样，故当时断为古文献曾记载的“诸葛鼓”，此文物为鸡公坡(今大古道巷东)一古玩店主购得，后店主潜赴上海，以1万余元价格销给上海古董商，为洋人购得，流落海外。
●进入民国后，西方军舰常横行湘江水道，军舰上的洋水兵从大西门入城，常赴藩城堤荒货一条街购买店中文物，部分收得的出土文物即由此流散海外。经营此国际贸易较早的店家为邹濂溪在藩城堤开设的邹茂昌古董店。
●1919年4月18日，长沙南郊跳马涧娄姓农民挖烟土，挖出一尊重约十公斤的青铜犀牛尊，该尊当时被断为周代古物，辗转为犁头街杨克昌以2100元购得，随即杨克昌赴上海，“鬻之西人，得价近2万”。杨克昌后成为长沙最重要的地下文物经纪人。1925年将“国之重器”皿方?(旧称桃源鼎)卖给外人、使其流落海外的文物贩子就是杨克昌。当年杨克昌为躲避追捕，曾花500元包得一艘小火轮奔逃常德。
●1928年鲁涤平主湘期间，即提出扩大长沙城区面积的市政建设计划，此后，已拆除城墙的长沙城，开始向城外拓展。至上世纪30年代，在长沙城外东南北三面环城山丘中时常挖得各类文物。此时，北京、上海、汉口、广州有坐庄老板，为洋人采购文物，而驻长的外国领事或洋行买办，借工作之便，或代购或团购长沙出土文物。
●1936年，湘雅医学院护士学校校长、美国人荷爱华小姐前往长沙胡小姐家购得的山地，参观胡小姐家人发掘古墓。胡小姐的家人称，长沙王墓葬在河西。其时长沙在新开发的城市郊区发掘古墓已形成一股歪风，而以坟地古墓牟利则被称为“吃尸团”。雅礼中学外教柯克思参与到盗掘长沙古物的活动中，大批文物随之流散美国。
●1938年11月，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地面文物多半无存，长沙古玩行业纷纷转向，从事地下出土文物交易。从文夕大火至抗战胜利，长沙古玩店进入全盛时期，新增店家57家，长沙古玩店共计111家，上海等地古玩业有店伙常驻长沙。长沙地下文物遭遇疯狂盗掘，地下文物遭到严重破坏，大批文物流散海外。 ●抗战胜利后，长沙古玩店主蔡季襄收藏的帛书，为美国人柯克思骗取，流落美国。此时，长沙古玩业开始进入严重衰退期，至新中国成立前，长沙仅余13家古玩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