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木雕：小技雕出诗礼望族(组图)

　　在浙江东阳，借木雕此一“小技”，能看到昔日诗礼簪缨之族的温儒，更能一窥匠人营国、营族的华夏传统。诗书精神或许自在自为，而曾经与其相联系的“雕虫小技”又该投向何方？能列入“非遗”名录，并得以“传承”，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是曾经上得了君子的厅堂又照顾得了手艺人营生的东阳木雕，除躺在“遗产”名录中，还有何可为？

　　韩少华

　　雕虫小技耳。然而，在浙江东阳，借木雕此一“小技”，倒能看到昔日诗礼簪缨之族的温儒，更有甚者，能一窥匠人营国、营族的华夏传统。而今，木雕“小技”则被纳入非遗之“大路”，路虽宽广，但诗词不赋、礼乐经沧海桑田，其“道”该如何附身于传承人呢？

　　西方人说建筑，论砌石的艺术，其古典的匠人也被称作石工。华夏则惯说土木，故垒西边便是土，画梁雕栋则是木。

　　近人附会“中国四大木雕”，爱举浙江东阳、浙江乐清黄杨、广东潮州、福建龙眼四大流派。这里面，从事东阳木雕的手艺人群体，曾经北则入得紫禁城，参与皇宫修建，以艺获禄；南则下香港，凭木工手艺入影视道具制作行，成为香港电影史的重要一部分；上海开埠之后，东阳木雕亦逐沪渎之繁华梦，抗战前计，在上海有木器厂店作坊二三十家以上，彼时所谓“东阳帮”几乎要垄断了上海人家打造木器家具的生意。

　　时至今日，上海的宜山路等家具城荟萃的地方，仍能见到不少东阳木器企业开设的门店。此行此业依旧在，只是雕梁画栋不知何处去。

　　为一见东阳的东阳木雕，《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从上海赴东阳寻访。如今搭乘高铁从上海去北京也不过5个小时，而去浙江东阳的长途汽车，不到400公里，却行了5个多小时。途近东阳地界，有很长一段山路，虽非峻岭，然而丘陵起伏，虽有好山水，却没有一马平川的沃野千里。近山水则地寡而人多才智，不适宜农耕却能培育手工业，以地缘特征而论，或许这正是快要到百工之乡的节奏了。

　　诗礼簪缨的符号

　　东阳市长途车的下客站就在东阳市最大的古建筑群卢宅不远。对初到东阳的外乡人来说，这里完全看不出与今天中国其他三四线小城市有什么差别，想象中的雕梁画栋并不容易在街面上看到。

　　走几步，发现沿街看似寻常而冷清的店面里，有不少是专营木雕工具的，锯、凿、刻等种类齐全，而在少数的几家书店里，也能看到东阳木雕教程和纹样参考类的书籍被放在很显眼的位置。这一来，才能感受到几分东阳工艺之乡，或者说木雕之乡的气氛。

　　待发现行经的街面上的木雕店多起来时，也已快要走到卢宅了。这些木雕店里陈设待沽的多为家具，样式上有几分古意，但细节太新颖，透出一股揣摩新晋土豪趣味的心机。另外也售各式称为“工艺品”的东西，以摆设为主，花式上不厌其烦，都算得上用功，总免不了冒出一种超越制作者手艺水准的匠气。

　　走进卢宅街，总算是踏上了青石路。即使改造过的痕迹比比皆是，被岁月磨得光洁滑溜的石子路两边是努力试图保持着原貌的老房子，恰似仙风道骨的老者被顽童强抹上了腮红。

　　进卢宅之前，《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先拜访了卢宅历史文化研究会。说是研究会，也就是一进的庭院，柴门虚掩，敲门无应。记者推门进去，一位正在藤椅上午睡的老先生睁开惺忪双眼。他告诉记者这一进位于卢宅边上的庭院，在他记忆中曾是卢氏宗族的学堂，“我就姓卢，之前就在这里上过学，原先卢宅里面住着的都是卢姓的人家，从‘文革’开始才纷纷迁出”。卢老先生的家曾经就隔卢宅一墙之隔，如今也已经拆迁。

　　卢老先生告诉记者：“卢氏宗族世代居住在这里三个村子，卢宅自明代开始营建，后来不断修建，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因此，看卢宅的建筑木雕，也能看出自明代至民国的发展演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每年暑假都要过来，画图、测量，把卢宅当作实习基地。”可见得卢宅在建筑史上的地位。

　　东阳卢氏曾经富甲一方，历史上曾出过8位进士、29个举人。卢宅以肃雍堂为主厅，面阔五开间，进深十檩，高三层约10米。雕梁画栋，斗拱彩画以牡丹为衬底，施以巨大的龙凤图案。

　　尊亲宗法、唯儒为尊的肃雍堂亦似故宫，讲究中轴对称，前后九进，素有“民间故宫”之称。肃雍足以与故宫媲美的，在于两者的木雕手艺均出自东阳师傅之手，且均为当时的上上乘之作。

　　北宋末年，女真人南下，许多世家大族随之举族南迁，在东阳落土生根。在此次大迁徙中，南北朝时期曾是河北著名望族，原居于河北涿鹿一带的卢氏祖先(据传为姜太公后裔)于天台辗转迁入东阳城西巧溪，再四传迁居城东雅溪，此后聚族而居于此八百余年。

　　自唐代起，朝廷通过科举考试代替南北朝的世卿世禄选官制，以削弱世家大族的势力。即便如此，卢氏一族仍不乏因文采超众而位列朝臣之人，如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

　　相传卢宅整体为莲花形，大宗祠位于荷蕊之中，肃雍堂等建筑则显荷叶之意。此般构思不但暗含主人出淤泥而不染的立意，也象征家族以大宗祠为核心的心理同向性。

　　清淡自然是儒、道两家的本色，与东阳一带深厚的文化底蕴暗相吻合。卢宅建筑群特点也与该族推崇儒家、道家之道有关。粉白墙壁、黛青屋瓦构成了宅院基本色调，以表素淡高雅，然未免单调，故通过在门楣上悬挂大红花灯增添色谱。

　　卢宅的东阳木雕装饰主要用于门窗格扇、轩廊外檐、梁枋雀替、斗拱牛腿等部位构件。除传统的祈祝吉祥、太平等图案外，还刻有反映儒家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之事，其中二十四孝图是最常见的内容，岳母刺字、关公夜读也是常用题材。

　　从木雕外观形式上来看，绦环板由于高度正好与人的视线相平，所以成了工匠大做文章的地方。匠师们在这样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上，能雕花鸟走兽、山水楼阁、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历史掌故以及儒家教子育人方面的。在卢宅的厅堂宅第里，不论斗、拱、梁、枋、檩、梁垫、雀替，凡是可以雕刻的地方，均精雕细刻，皆无遗漏。

　　可以想见，出自巧匠之手的人物、山水、花鸟、鱼虫走兽，加上讲究的室内陈设构成了士大夫家族世俗生活的乐趣。

　　早报记者翻检浙江东阳地方志资料得知，因为东阳卢氏及本地其他诗书望族的关系，东阳也被称为“教育之乡”。当“教育之乡”与“木雕之乡”两个符号相重叠时，豪华宅第中纷繁多彩的木雕艺术得以有了更坚实的依靠与更实际的功用。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怀庙堂之志，而总不失田园之趣，致力于在故乡营建足以让族人记忆的宅第，而家族子弟或居住、或就学于这样的宅第，宅第中木雕的纹饰与故事，则会成为供他们浸淫于其中的符号，并作为其社会地位与人生抱负的象征伴随其一生。

　　木头的记忆与木匠的记忆

　　如果说东阳木雕寄托着的是传统中国社会士绅阶层的个人理想与家族观念的话，那么，它同时也是保存着工匠群体的历史记忆的载体。镌刻在木头上的图案，在体现望族富贾的荣耀的同时，也告诉今人在农耕社会，一片并不肥沃的土地上是怎样走出一群努力谋生计的手工业艺人的。

　　卢宅周边的区域正在进行全面的改造，要建成具有历史风情的街区。大规模的拆迁改造，使得旧街区老宅的建筑木雕构建流入市场，或许它们还算不上文物，但是卢宅沿街鳞次栉比的商铺都坚称那都是“老”的。

　　在一家店铺，记者看到一座精美的“千工床”，上面的雕花板被换成了彩瓷的领导人画像。这家店铺的老板娘告诉记者：“这是明代的，之前上面都有雕花板，在‘破四旧’的时候，才子佳人帝王将相都被敲掉了，补上了这些瓷板。”

　　或许是为了招揽游客，有些店面里，有现成做木雕的。与记者想象中的工匠不同，现场雕刻的以年轻的木雕工匠为主，以女性为主，穿着也很时髦，有些“杀马特”风格，如果仅仅看背影，他们埋头工作的情形与江浙一带电子产品代工厂家流水线上的女工没什么差别。 东阳博物馆馆长陈荣军劝告《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千万不要把东阳木雕的工匠想象成飘逸潇洒的艺术家。他说：“现在说东阳木雕是‘非遗’了，外人以为从事这个的都是大师，其实他们就是木匠，从历史上来看就是靠手艺吃饭的人而已。”

　　这或许就是“传承”的本意，薪尽火传，个体的记忆一代代泯灭，而手艺则假肉胎凡人流传。

　　在东阳博物馆，陈荣军给记者看了一尊现存最古老的木雕作品，五代罗汉像。

　　然而，根据东阳本地地方志的记载，东阳木雕是要尊鲁班为先师的。拜师学艺和逢年过节，以跪拜鲁班先师为行规。据东阳县康熙《工》记载，唐乾符年间(874-879)，东阳冯高楼冯宿、冯定府第，十分豪华，有“高楼画栏照耀入目，其下步廊几半里”的描述，规模之宏大，装饰之精美浮现眼前。以此推断，唐代的东阳木雕已经相当精美。

　　至宋代，东阳木雕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开始注重精雕细刻。北宋南寺塔出土的木雕佛像，是迄今为止发现存世最早的东阳木雕。这尊以线为主，线面结合的深浮雕作品，人物神态端庄慈祥，眉须毕现，朴实无华，表明东阳木雕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自唐开始，东阳木雕逐步应用于雕版印书，到南宋时期，金华(婺州)成为全国四大雕版印书中心之一，操刀者，大多为东阳木雕高手。

　　明代，东阳木雕由早期多应用于佛像等宗教用品，逐步向建筑和家具装饰领域发展。应用领域的转变拓展，促进了东阳木雕的迅猛发展，建筑雕饰已达到空前完美的程度。从东阳境内现存的明代古建筑(如卢宅肃雍堂等)可以看出，明代建筑雕饰已经将平面浮雕作为其基本的雕刻技法，主要以浅浮雕、深浮雕、镂空雕为主。明代的东阳木雕造型粗犷奔放，构图简洁明快，风格粗放大气，格调神形兼备。

　　可以说，唐宋时期的东阳木雕已经粗具雏形，到明代，东阳木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体系。

　　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叶，东阳木雕进入全盛时期。社会安定繁荣的“康乾盛世”，促进了东阳木雕发展的突飞猛进。史载，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数百名东阳木雕翘楚应征到京城从事皇宫雕饰，直至清末，宫中龙庭、家具雕饰多出自东阳艺人之手。自此，东阳木雕享誉全国。东阳木雕艺人开始大规模地向周边地区扩展谋生，在浙中、浙西乃至安徽、江西周边省份走街串巷、进村入户施艺，人称”东阳帮”。以泥水匠、木匠和雕花匠为主体的“百工之乡”名声日隆。

　　陈荣军驱车带《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去马上桥花厅观看清代的木雕。马上桥花厅，位于东阳市郊湖溪镇马上桥村。建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坐北朝南，共四进，由门楼、照壁、正厅和两进后堂组成，左右为厢楼。正厅面阔三间，通面宽11.6米，通进深8.2米。九架前轩后双步。明间抬梁式，次间穿斗式。硬山顶。扇形雀替饰花草、山水和楼阁。牛腿镂空饰神仙故事。鼓形刻花柱础。厢楼有前后贯通的长廊连接，且与主建筑相沟通。建筑用材不大，但雕梁画栋，富装饰性，系传统民居与东阳木雕艺术结合的典型代表。

　　事实上，清代的东阳木雕在技法上开始向精雕细刻方向发展，追求精致、细腻、典雅的艺术气质。

　　从马上桥花厅出来，又赴巍山镇的史家庄花厅。“这是民国时期的木雕”，陈荣军告诉记者。史家庄花厅仅一厅三堂，并不大，年代也不算特别久远，但是陈荣军很喜欢这处的木雕。他告诉记者：“我称它为‘万工厅’，如果要建木雕博物馆，把它整个迁进去，那就特别好了。”

　　受东阳本地文保所委托负责看管史家庄花厅的当地农民告诉记者，史家庄这栋花厅的主人原姓叶，叶家在民国时军、政大员与商界名人辈出，如今散枝大陆、港台乃至欧美。一如东阳的望族，花厅也曾经长期作为本地的学校所在地。

　　清末民初，国势衰微。农村的贫穷萧条，迫使木雕艺人流向城市谋生。1896年，杭州协和医院的英国人梅方伯，招东阳木雕艺人在东阳市羊市街元帅庙开设了“仁艺厂”，是东阳木雕商品生产的第一个专业厂，也是东阳木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起点。1920年，上海“仁昌木器古董店”开业。随后，又有上海“王盛记雕刻木器店”、上海“原利雕刻木器厂”等二三十家经营东阳木雕的厂店、作坊开业。抗日战争爆发，百业凋零，部分东阳木雕艺人去香港谋生。香港沦陷，艺人们继往新加坡等地设厂创业。因时顺势，自强不息的东阳木雕在动荡中完成了生产方式的转型，开始走上工厂化、商品化生产，产品通过杭州、上海、香港等地逐步走向世界。

　　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杭州仁艺厂的东阳木雕相架、书箱获最高等级的“大奖章”，室内陈设木雕工艺品获“金质奖章”。孙科夫妇、宋美龄等都曾购买过东阳木雕家具，港督送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结婚贺礼满地雕樟木箱也出自东阳木雕名家楼水明之手。1922年，杭州仁艺厂举行木雕艺人比武，行家相评，公认杜云松为“雕花皇帝”、刘明火为“雕花状元”、楼水明为“雕花榜眼”。黄紫金虽未参加比赛，但因其在业内的声望被誉为“雕花宰相”。

　　从工艺艺术层面看，清末到民国时期的艺人更加追求精雕细刻，并尝试从传统“雕工体”向以国画画谱为蓝本的“画工体”突破，取得相当高的艺术成就，代表作如巍山鼎丰的门绦环板《仿六如谈天望瀑图》等。但在民国时期也有人认为，过分尊崇精细，反而失之大度，苛求完美，反显繁芜。

　　画工体也被称为“绘画体”，是民国初期以杜云松为代表的名艺人创新的成果。“画工体”的问世与东阳木雕的生产方式的改变有关。20世纪初，东阳木雕开始了工厂化、批量化、商品化生产。工厂化、批量化的生产方式使得分工细化??图稿设计成为必需。图稿设计需要参考临摹资料，《芥子园画谱》等就成为当时的首选范本。杜云松技术精湛，工价开得高，但不求荣华富贵，而把钱用在买书、买纸和绘画上。工价低艺术档次低的活从不肯接，宁愿在家看书、绘画，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涵养。他对《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文学名著爱不释手，反复精读；时常临摹研究名家的画谱，刻求创新。他善于将清宫画家吴友如的工笔画和传统的木雕工艺结合起来，推出“画工体”，使东阳木雕从单调、呆板发展为秀丽、精巧的风格，从写意手法逐步演变为写实手法，从而成为东阳木雕革新派的先驱。1912年由他和何其金雕刻的巍山“鼎丰”，横店胡开金民居、前宅让德堂等木雕装饰，画工体已初露端倪，颇具特色，在同行中引起关注。

　　手艺人突围工业社会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国势日衰，战火仍频，东阳木雕整体上步入低谷，潮起潮落。但这一时期是东阳木雕从农村步入城市、走向世界，木雕工艺品由产品变为商品，生产方式南单家独户上门定做转为工厂化、专业化生产，古老的东阳木雕走向现代的重要转型期。

　　位于东阳与义乌交界处，是东阳市新建成的木雕城。这一选址，恐怕也含有借光的意思。东阳几乎所有的木雕企业都在木雕城设有门市铺面。

　　一家商铺的老板陈金舜告诉《艺术评论》记者，他的工厂在东阳市郊，而其实也有一些工厂甚至都开在邻近的城市的市郊。陈金舜自承也有一个省级工艺大师的头衔，也是从国营的木雕厂出身，从技师一直做到管理工作。他告诉记者：“国营的东阳木雕厂在上世纪末遭遇经营危机，被认定为‘特困企业’，随后进行重组。”在重组的同时，再一次市场化的时机也就来到了。在国有的东阳木雕集团之外，脱离(或半脱离)体制的木雕艺人，纷纷组合成立了私人的木雕家具作坊，并进而成立企业。

　　成立企业就要面临市场化的挑战。或许正如明清两代的东阳木匠必须严格传承、精进手艺，在富家大户人家里精雕细琢“磨工夫”赚工钱一样，现在的市场口味与对木器需求的质与量也影响到今天东阳木雕的水平。

　　在东阳木雕城，《艺术评论》记者几乎像进入迷宫，几乎数不清楼层也分不清不同的店铺。各个店铺售卖的木器家具与工艺品多大同小异，以常见的家具、佛像、窗棂饰品等为主。浏览的顾客并不多，售卖的导购也往往懒得解释木雕文化，而更乐于向顾客推销店铺主人的“传承人”或“工艺大师”身份。

　　东阳木雕城的顶楼设有东阳市工艺精品馆，从其馆长金柏松提供给《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的东阳木雕史料汇编中，能发现在面对市场化的挑战时，上世纪30年代的东阳木雕艺人的应对之路。

　　东阳木雕艺人杜锦文曾在上海“新华影片公司”美术部任职，其间为电影《四大美人》、《林冲夜奔》、《夜半歌声》、《吕布貂蝉》、《渔光曲》雕制道具布景，直至1944年。而1941年，另一位艺人许锡义在香港为梨园电影公司雕制《绝代佳人》的电影道具两月余……在上世纪上半叶最时髦而新兴的产业里，居然发现了古老的木雕手艺人的身影。或许，当工业化席卷全球，传统的士绅价值观面临挑战的时代，寄托于民间艺人双手间的技艺能转而投奔新颖时髦的载体，反而能顽强生存下来。

　　惟世事变幻的速度比人的想象更快，如今的电影工业都要逐渐摆脱手工道具的制作，转而投奔电脑特效制作而去。诗书精神或许自在自为，而曾经与其相联系的“雕虫小技”又该投向何方？能列入“非遗”名录，并得以“传承”，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是曾经上得了君子的厅堂又照顾得了手艺人营生的东阳木雕，在躺在“遗产”名录之外，难道目前就只能蛰居于惟土豪才能青睐的家具摆设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