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吉慧(上海)
一
大学时的古文字课，一门同学们从不上心的课。我还记得上第一堂课时的情形，年逾五旬的老师一脸学究气，表情不多话不多，没有想象中满嘴之乎者也这样让人讨厌的话。老师并未与我们讲中国文字多深奥、多悠远，而是指导大家对着《说文解字》看自己名字的意义：“了解了解自己名字的来历，总不坏吧，顺便作篇短文吧。”他木木地说。因为喜欢书法篆刻，我对中国文字向来心怀敬畏，所以立时好奇、查起自己的名字来。唐，大言也，从口庚声。《庄子天下篇》中荒唐之言，这唐字就作大言讲。所谓大言者，乃夸大之言辞也，《史记?高祖本纪》写道：“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吉，《说文》善也，广韵吉利也……文章写完，我突然对文字产生了兴趣，几堂课下来，发现原来中国文字那么有趣，相同的字，在不同的情境之中写法完全不同，诸如凉快的“凉”和世态炎凉的“凉”，茶几的“几”和几乎的“几”，意义不同写法不同，古人绝不乱用。
近日一则电视新闻节目吸引了我，关于写中国字的，记者走访几所高校的学生和部分公司白领，让他们在一份测试卷上根据提示写出相对应的中国字。结果不理想，大部分的学生和白领提笔忘字，有个镜头，教室的黑板上密密麻麻布满英文句子，一位学生说他们学习的重点在英文上，一位白领解释，日常办公无纸化，除了签名，别的字基本不写了。这真糟糕，笔不提了，字如何不忘？作家王蒙慨叹：“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型，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进入现代文明下的我们竟然不如古人了。
我们竟然不如古人了，因为时代不同了。当代人生活紧张，谋稻艰难，谋梁辛苦，他们在快做方案、快画图纸、快开会议、快完成指标，哪还有心思在书斋正襟危坐，用毛笔、墨汁、宣纸、砚台，去摇曳中国传统文化那一点枯燥寂寞的薪火。不消说他们，许多作家学者不是早已搁置起笔杆拍打起键盘、运用着电脑文字处理软件吗？写稿容易，看稿容易，审稿容易，编稿容易，一切容易，手稿消失了；通过电子邮件、手机短信，信札也不存在了。郑逸梅的时代，老先生收集尺牍数千上万，尺牍上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中国字，不同的风月，换作当下，痴心简直妄想。难怪拍卖行胡适、钱钟书、俞平伯、沈雁冰、沈从文等文人作家的手迹越来越贵，他们不是书法家，生前不以写字为生，身后却字字如金，纸贵洛阳。当然我们也不必为“提笔忘字”过分忧虑，专家说这是“暂时性失忆”，并不影响汉字的正常使用和传承，只是建议大家最好随身带上一本小字典，有字忘了便翻翻，以此增加笔迹的书写感和印痕感。
二
十多年前我在英国领事馆文化教育处的几个大型英国当代艺术展览上做兼职，有一个雕塑展持续时间最长，将近一个月，一个个巴掌大的泥塑小人摆满上钢十厂一个旧厂房。艺术家颇得意，不仅中国人追捧，他的几位同胞甚至专程英国飞来上海看上一眼，再飞回英国。有媒体采访，问他如何看待中国的当代艺术，英国艺术家的溢美之词自然堂皇好听：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已然进入世界高贵的艺术圣殿了！私下却不无骄傲地说，好的当代艺术只在欧美。是啊，那是他们国度的艺术。就像外国人捏着毛笔一笔一画把中国字写得有模有样，他们问好不好，你说好，可谁真拿他们当回事呢。
那时候我受上海书画出版社之约在编辑《历代碑帖放大系列?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工作很简单，先将碑帖上同一类型的字剪下，按笔画由简入繁分类，而后通过电脑制图软件将碑帖上的白字反转为墨迹，再将每个字放大，修饰干净。由于是兼职，领事馆对我没有要求，我尽可以在公共区域做我的事情。有老外觉得稀奇，围在我身边看了又看，问这些黑乎乎的纸片是什么，我告诉他们是中国古代的汉字，先由书法家写在石碑上，工匠刻成后，再由墨拓成拓片，现在成了书法爱好者们的范本了。他们弄不明白，最后只知道这是几千年前的中国字，一个一个表现得那么惊讶：“唐，你太有才了！中国字真美，太了不起了！你教我们写吧！”老舍先生有过一段关于写字的趣事，数十年前在英国的一个村子里，他的一位在中国住过几年的英国朋友去逝了，临死前留下遗言，墓碣上要写几个中国字。老舍先生前去吊丧，全村子的人差不多到齐了，只有他会写，他告诉他们：“我不仅是会写，而且写得很好。”待笔落字成，“我就给他们掰开揉碎地一讲，这笔有什么讲究，那笔有什么讲究，他们的眼睛都睁得圆圆的，眼珠里满是惊叹号。”我清楚，那到底是老外在看热闹，但至少表明对于我们的传统艺术，他们是尊重的。“假如我是个洋鬼子，我一定也得以为中国字有趣。”老舍说。也是这次展览上，我与同在现场的某大学艺术系不少学生成为朋友，从大二到大四数十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外文特别优异，好几次充当了我与老外的翻译，然而艺术类的专业知识极为有限，我问他们什么缘故，他们抱怨学校的课程索然无味，于是勤学外语，期待毕了业找份工作容易。
无可否认，外语是一门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百岁文化老人周退密先生在未病重之前每日窝在老楼里作诗填词写毛笔字，与友人鱼雁相往、诗词酬唱，写得多的是行书，1979年致老作家施蛰存的诗稿倒是楷书，好得要命。五行小字写清平乐两首：“一庭梅雨，闭户生清趣。架上藤萝轻欲举，却被丹花约住。焚香漫琢新词，偷闲更写乌丝，已惯伤春伤别，那堪枝上莺啼。”另一首前调，题为《寿迈士师八十晋九用稼轩韵》：“神明身健，三祝华封愿。劫后缥缃仍万卷，杯酒儿孙强劝。凭栏临水观鱼，登楼有客论书。依旧春风绛帐，白头诗弟相扶。”两首词字字干净，温良如玉。谁会想到，这样一位老人当初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的法律专业，退休前则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法语的，“文革”期间还编《法文辞典》。他认为学习一门外文，是多了一只眼睛在求知识。周老的看法一点不错，接受传统与学习外文不冲突，两者妥当安排，定然相映成趣，我国近现代各个领域从来不缺出过洋留过学的人物，外文往往修炼得漂亮精致，又懂传统旧学，能把中国字写得得体见性情。偏我对外文心存偏见，埋头外语，远不如读黄永玉的散文、看沈从文的小说，或者写写毛笔字、刻刻印章，和曲友们一起唱昆曲有意思。我总想，将来有一天让老外们学了中文，学了中国字来跟我们讲话，跟我们交流，在我们的土地上老老实实守我们的规矩，而我们不必给他们那么多优待。
三
曾经的海上诗坛盟主陈声聪有本《荷堂诗话》，书中品诗论史、谈艺说文，所涉人物有程千帆、赵朴初、潘主兰、陈从周、陈小翠、周退密等100多人，这些人无疑点染出了近现代中国传统文化雨后耀眼的彩虹。现在书里的人物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几位垂垂老矣，传统文化倏忽黯淡了许多。“中国人，要懂中国字。”大学时古文字课老师课堂上的一句话，我感动至今。“懂”，并不仅仅要求我们会认会写一个字，更需要我们心生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和捍卫：中国字，是我们中国人的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我们需要保住它，恰如保住大地的绿色、去除空中的尘霾那样重要。恐怕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本小字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