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修复专家杨晓邬。
杨晓邬对文物进行修复。
他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几乎所有青铜器的修复过程
上，要对得起古人智慧的结晶；下，要对得起后人对历史的探寻；中间，还得对得起世人的推敲。
杨晓邬收下冯陆一、樊斌、郝翔3位同事为徒，在国内文博界首推新的文物修复技术师承制。
虽然这个工作又脏又枯燥，但看着一堆破铜残片经过我的手变成国宝，我很有成就感。
2014年4月26日上午，阳光透过窗户，把成都市考古研究所的文物修复室照得透亮，空气中弥漫着略微刺鼻的香蕉水味道。工作台前，杨晓邬一身整洁的白大褂，左手小心翼翼托着沙袋垫起的汉代青铜方釜，右手握着手术刀熟练地操作着。他正在为这对“埋藏了千年”的文物做一台技术性与艺术性都极高的“外科手术”。他被称为“文物医生”。
成都市博物馆新馆将举办国庆节开馆首展，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正在修复的青铜方釜就是将要首展的文物之一。按惯例，40厘米高的青铜方釜修复需要半年以上，但为赶上开馆首展，杨晓邬只得将修复时间压缩为两个月。
作为省内首屈一指的青铜器修复专家，杨晓邬工作至今40年来，修复文物数千件。他曾主持并参与三星堆大型青铜文物的修复工作，他像武侠小说中的“扫地僧”，虽身怀绝技，但却很少为外人所知。
“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后人。”这句人生信条，杨晓邬用一生在践行。上，要对得起古人智慧的结晶；下，要对得起后人对历史的探寻；中间，还得对得起世人的推敲。
上海进修
他是四川选派的唯一学员
从1974年被分配到四川省博物馆(现四川博物院，下称省博)学习青铜器修复算起，杨晓邬从事青铜器修复工作已有40年。在这40年里，经他之手修复过的青铜器文物不下千件。他一步步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几乎所有青铜器文物修复的全过程。
1966年，杨晓邬从成都列五中学初中毕业后，刚好赶上上山下乡运动。“当时我的父亲是新华书店的一名会计，母亲是缝纫店的缝纫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杨晓邬被分配到西昌当知青，一去便是8年。其间，多次被推荐返城，但最终都未能获准。对杨晓邬来说，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出现在1974年。那年，杨晓邬终于得以离开插队的乡村，回到久违的成都。
回到成都后，他被分配到省博，跟随民间铜匠黄师傅学习青铜器修复。“当时省博的第一任馆长冯汉骥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他是考古文物修复专家，知道文物修复的重要性。但当时四川没有专业人士，只能去民间找。”这一学就是两年，铜匠黄师傅成为杨晓邬青铜器修复的启蒙导师。
1976年，国家文物局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全国青铜器文物修复培训班，学习周期半年。杨晓邬是当时四川选派的唯一一位学员。
上海博物馆派出王荣达和顾友楚两位当时馆内最优秀的师傅执教。王荣达为“民国”年间北京荣宝斋的青铜修复老专家，顾友楚为上海当地的师傅。虽已过去几十年，但杨晓邬仍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时采取的教学方式并不是讲理论，而是手把手教。没有教材和教案，需要记笔记，主要是实际操作，不懂的地方随时讲解。”
由于当时上海博物馆的文物有限，也不可能拿出那么多的文物供学员实践，因此每位学员都需自带文物。杨晓邬还记得带的是一件“完全是碎片”的汉代铜釜。“用塑料口袋背着一袋的铜片，心头就想一定要把它修好。”
在上海，杨晓邬主要学习了焊接和着色做旧。“在上海第一次学习运用环氧树脂进行粘结，四川的老师傅只是把颜色放到松香里烤一烤，把残片粘起来就可以了。相比之下，环氧树脂更加结实。”
当时传统的青铜器着色和做旧也是用松香，采用民间的做旧手法。“我们的方法就是将青铜碎片粘结在一起后，用盐酸捂住，慢慢文物表面就会腐蚀成绿色。”杨晓邬说，北方的方法则更先进一些，用虫胶漆着色，黄绿红各种颜色都有，只需要选用接近文物的颜色经调和后涂抹就可以。相对于四川只有绿色，胶片漆做出来更加美观，色彩更丰富。
此外，老师还教授了一些纹饰的制作方法。“因为当时上海博物馆收录的都是解放前商周时期的文物，所以当时学的都是商周时期花纹的做法。”
半年后，杨晓邬拿着修复完整的汉代铜釜回到省博，成为当时四川唯一经过正规培训的文物修复工作者。“当时因为条件差，不少文物只要能拿回来放到库房就不错了，哪有钱去修，专业人士就更没有了。我回来以后，就我和师傅两个人。”
人才紧缺
首推文物修复技术师承制
四川每年有上万件出土文物需要修复，但专门从事文物修复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足20人，整个四川能担纲文物修复的专业人员也不超过40人。在“主力部队”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00年前修复青铜器的只有杨晓邬一人。人手不够，大多数破损文物只能在库房里静静等待。
2003年，还有4年就要退休的杨晓邬，面对文物修复人才亟缺的这个问题，很是忧心：“全省几乎所有的出土青铜器都往我的修复室送，可我快退休了，这个工作谁来继承？”他常常问自己，并试图寻求解决方案。
但他同时认为，文物修复涵盖多学科，专业技术性很强，举办的短期培训班只能使学员了解和掌握文物修复技术中的皮毛，大专院校培养的相关专业的学生则缺少接触文物标本的机会。通过这两种途径培养文物修复技术人才，都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经过多次协商，院领导最终决定采取改革、创新的办法，在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招学徒，由杨晓邬执教，既避免了只了解皮毛，也解决了缺少文物接触的问题。同年，杨晓邬收下冯陆一、樊斌、郝翔3位同事为徒，在国内文博界首推新的文物修复技术师承制。“当时物色了有半年多，因为干这行整天要接触灰尘和有害的化学药品，文物修复是一件脏累而枯燥的工作，所以学习青铜器修复不仅要吃得下苦，而且还要能静得下心。”
杨晓邬沿袭了多年前从上海学到的教学方法：重实践。“没有教案，就是靠实践中学习积累，先学使用焊接工、锯子和剪刀，再学锻造和雕刻，然后拼接、粘合……”教学中，杨晓邬还逐步尝试把传统修复工艺与现代修复技术相结合，如在修复三星堆、罗家坝出土的青铜器时，既采用传统的石膏翻模技术，又采用硅橡胶翻模技术。
3年后，3位弟子已成为文物修复巧手，冯陆一和樊斌甚至首次“挑大梁”修复完成了近期四川出土文物中最大的汉代铜车马。新的文物修复师承制在培养文物修复人才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并获得国家文物局2005年科技创新奖二等奖。
退休后的杨晓邬耐不住清闲，重新回到喜爱的文博行业。2012年，杨晓邬在省博文保中心再次招收4名学徒，继续传承和推广文物修复师承制。此外，杨晓邬还执教于四川省文化艺术学院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试图将毕生所学传授给热爱文物修复的年轻学子，并将优秀的学子引入到省内各文物修复岗位。每届80人，目前已执教3届。但现实的残酷让杨晓邬有些失落。“按说现在文物修复人才特别缺乏，但每年各个文保中心招收的人数十分有限，每年毕业一批人，也只能解决两三个人员，剩下的只能去卖房子、卖保险。”杨晓邬觉得对不住这些孩子，他坦陈，文物修复每个月微薄的工资很难留得住人才，“去年，我介绍两个文物修复特别优秀的学生到三星堆博物馆，结果不到一年，一位学生就因工资太低转行走了。”
突击修复
准备市博新馆的国庆首展
如今，杨晓邬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每周奔波于省博、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执教的院校，偶尔还要去三星堆博物馆。“每天都要往外跑，不在家里待着。”
为迎接成都市博物馆新馆首展，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目前正紧锣密鼓地突击修复一批文物。采访当天，正在修复一对汉代青铜方釜和陶俑。看着两位工作人员面前摆着4件文物，杨晓邬穿上白大褂上前指导起来。
两位工作人员均是杨晓邬在执教院校中带过的学生。其中，还在读的杨毕已在这里实习3个多月，刘晓彬已工作将近一年。杨晓邬用沙袋将陶俑垫起，吩咐二人拌石膏，涂抹，固定模子。杨毕显然还不熟练，拌的石膏远远少于固定模子所需，不得不重新再弄更多。石膏很快会变硬，杨毕、刘晓彬必须在石膏硬化前，用手术刀将石膏内壁凸起的部分一点点修齐。杨晓邬一边给两位年轻人做示范，一边叮嘱他们，文物修复工作需要“胆大心细”。
二人修复陶俑时，杨晓邬来到青铜方釜前察看起来，“像这种40厘米高的青铜方釜，平常修复需要半年以上，现在修复时间不得不缩减为两个月。”
杨晓邬解释，虽然时间紧迫，但仍要坚持“修旧如旧，恢复原貌”的传统。“像青铜方釜这样残片比较多的青铜器，现在粘连用的是环氧树脂，着色用的是胶片漆，用刷子垫着盛胶片漆的调刀，把不同颜色的漆做在青铜器上。”杨晓邬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室内略显刺鼻的气味，是胶片漆发出的味道。
退休后，本该在家安享晚年，如陪老伴打打麻将，在小花园里种种花草，但杨晓邬却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一条路，重新回到从事一辈子的文物修复上来。谈及此，杨晓邬感叹道：“虽然这个工作又脏又枯燥，但看着一堆破铜残片经过我的手变成国宝，我很有成就感。”
周末的时候，杨晓邬会约几个老邻居一起在小区的篮球场打几场比赛，或者在附近的池塘钓钓鱼，算是休息。其他时间，他都花在文物修复上。“我就喜欢修复文物，你让我打麻将我反而不自在。”
华西都市报记者杨强杨帆杨莉
摄影陈羽啸
杨晓邬
杨晓邬，男，四川合江人，出生于1947年8月，1965年毕业于成都列五中学。现任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会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1974年至2007年，在四川省博物馆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业从事文物修复保护及鉴定工作。
他修复珍贵文物上千件，特别是在青铜器修复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他修复过西周至明代的铜?、铜镜、铜马、铜灯、铜壶、铜釜、铜甑、巴蜀兵器等；1987年至2003年，主持了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的修复工作。这些文物不仅造型奇特、结构复杂，而且都被敲碎和烧毁，修复难度极大。他很好地完成了三星堆出土青铜金面人头像、青铜大面具、玉边璋等一级文物的修复任务。破碎成若干残片的青铜神树，全貌不明。经过反复拼对研究，他制定多种方案，经历3年多的艰苦努力，修复了高达395厘米的青铜神树，做到了有根有据，修旧如旧。“对于保护璀璨的祖国文化来说，杨晓邬立了一大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