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劭雄，《水墨媒体》。自2005年开始，陈劭雄开始用上百张水墨画制作电影和动画。《水墨媒体》试图记录欧美国家的上街抗议、大规模示威等各式社会运动。
邱志杰、宋向与店口居民，《社会：店口村民家具》。艺术家从店口附近的村落收集了15套桌椅，它们被集合起来安置在村里的市集上，村里的官员受邀前来针对村民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和承诺，并将之用粉笔书写在桌面上。村民继而用铅笔描画字迹，并刻入木桌。
陈界仁，《残响世界》。2004年，台湾第一所麻风病院乐生疗养院遭到当局拆除，由此引发长达多年的“乐生保留”社会运动。陈界仁以精致的影像，以巨大的工地作为场景，讲述四位身份各异的女性的生命故事，以及交织在当下现实里的矛盾风景。
郑波与魏志姣、大金，《住在深圳的植物》。他们重新检视植物与人们的关系，在被高度管治的人类都市，只是因为人们的某些疏漏，野草才得以生长起来，占领那些被遗忘的角落。
宋拓，《公务员》。该作包含了几百个手绘漫画人物，都是艺术家以其家乡市政府中的每一个公务员为原型绘制。这些人物根据各自的行政部门和官方角色被分成不同的组。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图片由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5月15日至8月31日，“我们未曾参与”第八届深圳雕塑双年展在深圳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简称OCAT)展出。此次双年展共邀请到了33位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共34件作品陈列在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OCAT)的深圳馆的A和B展厅、北区的B10馆及周边的公共区域内。
在展厅现场，几乎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雕塑作品。第八届深圳雕塑双年展继续发展“社会雕塑”(social sculpture)这一概念。“社会雕塑”最初由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提出。“像塑造雕像一样塑造社会”的观念拓展了雕塑的边界，使其不仅停留在物质形态，更侧重介入社会关系。“社会雕塑”不再是“眼看手勿动”的静态雕塑，而是强调艺术工作者“眼看手要动”。
博伊斯提出的建立一个“作为一个艺术品的社会有机体”的挑战是关系艺术和参与性创作的来源之一。近年来，参与式艺术日渐从激进的边缘性艺术实践走向主流国际展览项目。这也是双年展在已经包含了影像、装置、表演等各种形式的情况下，却仍然保留了“雕塑”二字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雕塑。”参展艺术家李景湖这样理解。
关注中国大陆基层
艺术家邱志杰和他的团队打造的《社会：店口村民家具》，满满当当地填充了大半个展厅。15套刻满字迹的桌凳如同在展览现场突然辟出了村干部回应村民提问的会场。
“这并不是一场艺术演出，它是真实存在的乡村政治生活。”据了解，艺术家团队从浙江店口附近的村落收集了15套桌椅，它们被集合起来安置在村里的市集上，村里的官员受邀前来针对村民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和承诺，并将之用粉笔书写在桌面上。村民继而用铅笔描画字迹，并刻入木桌。桌面上字迹潦草，令人联想起延安时期表现中共根据地基层民主选举境况的经典木刻版画。
同样把眼光投射在中国大陆的基层，青年艺术家宋拓的纸本素描作品《公务员》也是其中之一。宋拓描摹的公务员神态各异，但形象多是双手并肩垂直，低头含胸，表情拘谨。
宋拓在大三暑假，借助出身公务员家庭的便利，在家乡广东雷州走访各个公务机关，并在A4黄色复印纸上绘制了几百幅公务员的肖像。它比其他作品更直白、易懂，也以调查的方式、独特的视角展现了公务员这一备受社会关注的群体。
此作一度在北京、广州展出，引发广泛关注。作品完整展现时，画像按照单位分门别类，附在一幅巨大的行政部门树状图旁，图上注有各部门负责人的联系电话，横铺开来达20多米。
直面社会现实的荒谬
相对于大陆艺术家，台湾艺术家在社会参与、介入的方面进行的方式更为直接而有力。自2010年起，艺术家姚瑞中率自己的学生发起“失落社会档案室”，查访台湾各地被当局闲置、未使用的公共设施。至今，他们已经搜集、记录了超过三百个案例，并以黑白摄影与文字整理记录，结集出版三大册《海市蜃楼：台湾公共闲置设施抽样踏查》。
展厅中，作品以整齐的格子排列呈现了大量的黑白照片，覆盖了空间的三面墙。空间中还提供了桌椅，观众可以阅读作品的创作背景，第四面墙面上可以看到关于项目的纪录片。
姚瑞中试图籍此勾勒出社会现实的荒谬，体现出“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的事实。这个艺术行动最终扰动台湾社会，成为台湾当地不小的新闻，甚至惊动“行政院”。这个项目之后，台湾政府很快就开始关注，并决定重新激活这些公共设施。
“这是一种典型的由艺术家完成的社会研究项目，然而社会学并不是艺术家的目的，他们的重点在于对美学的关注，艺术家将美学融入社会研究，使其看似一个档案库，实则是个像档案库一样的艺术作品。作品作为装置，呈现的效果是非常强烈的。观众可以通过摄影中建筑的名称，所使用的资金和用途来对每个建筑进行思考。”本届双年展策展人、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公共项目总策展人马可?丹尼?评价道。
从植物的世界看人类社会
植物也可以是“雕塑”。艺术家徐坦的《社会植物学》则放眼珠三角，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呈现种植中的社会学问题。采访影片中，徐坦与农民讨论他们与动物乃至自然之间的关系，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差别。
郑波、魏志姣、大金合作的《住在深圳的植物》重新发现盘旋在OCAT附近建筑群上的40多种植物。“我们一直以为人类是这里的原住民，其实谁才是这里真正的原住民？”他们认为，现在城市里的植物，其实按照我们的规则来安排自然。这样的自然尽管非常地美，但并不自由。
作品展示了在被高度管治的人类都市，只是因为人们的某些疏漏，当一些曾经的工厂用地成为废墟，“野草”才得以生长起来，占领那些被遗忘的角落。“这种‘野’让人们重新审视那些被膜拜的经济、美学、道德真理存留了些许喘息的可能。”郑波说。
在日常生活的死角寻找美学
“展览题目指涉了不同模式的非参与：从拒绝参与一个循规蹈矩的艺术项目，到那些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参与传统和那些在艺术领域内都无法进行的激进艺术实践，更遑论公共参与的可能性。”马可?丹尼?说，他试图在展览上呈现以生活日常、生活中未被注意的、看似普通方面，以此为多样社会现实提供了美学形式的作品。
由五个大陆艺术家组成的团体“政治纯形式办公室”，提倡一种“我们共同存在”的集体生活方式。这次的双年展，他们将各自不同的五官部分组合到一起，创造出了一位新的人物??“政先生。”
作为他们的参展方式，“政先生”的大头海报被张贴在整个园区的墙上、柱子上、走廊上等各处公共区域。“政纯办”的成员之一洪浩表示，他们的作品，没有在常见的“展位”出现，看似全然没有“参与”这个展览。
在开幕前一天，洪浩看见两个女孩小心地揭下他们的一张海报，原因是这张海报覆盖了她们的海报。随即，女孩把海报揉成一团，扔进了旁边的垃圾箱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