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eze对话在北京”
艺术家徐冰
学者汪民安
南都讯 记者黄茜 实习生 陈阳发自北京 作为欧洲最前卫和最有影响力的国际艺术组织，F rieze团队2014年首次在中国亮相，“Frieze对话在北京”于8月30日在央美美术馆举行。主办方表示，本次会议的初衷在于扩大Frieze在北京的影响力，并向中国艺术家与机构伸出合作的橄榄枝。
以杂志介入当代艺术
Frieze总部位于伦敦，《Frieze》杂志和艺博会是其旗下的两大产业。F rieze以创办当代艺术杂志起家，早在1991年，年仅二十出头的阿曼达。夏普和马修。斯洛特瓦尔就共同创办了《Frieze》杂志。杂志第一期以达明。赫斯特的作品为封面，表达了创办者对当代艺术的敏锐触角。2 0年之后，《Frieze》已成长为一本具有国际声誉的当代艺术和文化杂志，每年出版8期，包括论文、批评和专栏等，均由当今最前沿的作家、艺术家及策展人撰写。
《Friezed/e》创办于2012年，是一本德英双语杂志，发行地在柏林，提供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地区当代艺术和文化的深入报道。《F r ie z eM asters》杂志则依托于同样创办于2012年的F riezeM asters艺术博览会。三本杂志(尤以《Frieze》杂志为主)确立了Frieze团队在当代艺术界和批评界的位置。
著名策展人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曾表示：“没有人读过Frieze杂志后不去改变”。而艺术家徐冰亦在会议当天回忆，他在纽约的那段时间，经常到书店里翻看《Frieze》杂志，不是为其文字内容，而是为了杂志的纸张、字体和美妙的形式感。
以艺博会建立国际声誉
FriezeLondon艺博会由同一团队创办于2003年。该展会每年在伦敦中心地带的摄政公园举办，是伦敦首批国际当代艺术展之一，也被《星期天时报》等媒体称为平地而起的“世界最精彩的艺术盛会”。如今，每年10月的“Frieze周”已成为伦敦最具有文化气息的一周。
2012年，Frieze启动了另外两大艺术博览会：FriezeN ew York和FriezeM asters，前者每年在曼哈顿兰德尔斯岛举办，是FriezeLondon艺博会在美国的“分店”。后者则将关切投入到现代艺术，是与当代艺术博览会相对的现代艺术大展。
有人说FriezeLondon艺博会相当于中国的“艺术北京”，实际上，后者在规模、影响力、学术性、多元化、开放性、成熟度方面都无法与F rie zeLondon相比。在中国，F rieze团队的创业史成为许多艺商和机构效仿的榜样，有所不同的是，无论是《F rieze》杂志还是艺博会，都经过了几十年潜心沉淀，而中国的出版界和艺博会更多被市场立竿见影的商业性所裹挟。
希望与中国艺术家建立战略性合作
在上周六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Frieze团队创始人马修。斯洛特瓦尔亲临北京现场，以图文形式向观众介绍了《Frieze》杂志创办和成长的历史。
马修。斯洛特瓦尔表示，希望中国对艺术感兴趣的人也对Frieze感兴趣。他说，Frieze与中国艺术界的合作关系非常重要，此行来到北京参加对话活动，是希望让更多中国艺术家得到消息，建立与Frieze长期的、战略性的合作关系。
事实上，Frieze曾经在大师展中介绍过中国古代的著名艺术家，当代中国画廊和艺术家参与Frieze艺博会也已有多年的历史。
同时，与时俱进的《Frieze》杂志也将以新媒体的形式空降中国。8月30日当天，Frieze已启动同名微博和微信平台，开辟中国板块，每个月将《Frieze》杂志的精要内容翻译成中文，以飨读者。
学术论坛
发布会当天同时举行的还有学术论坛“页面之外”。论坛由《Frieze》杂志特约编辑秦思源主持，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汪民安、《艺术界》及《艺术新闻/中文版》执行出版人曹丹、艺术家王音、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U CCA馆长田霏宇等参与了讨论。艺术从来离不开艺术批评，当代艺术更是艺术与文字、艺术家与学者/批评家、工作室与学院、创造者与阐释者的积极合谋。古典画家可以独自在画室里完成一幅绘画。而当代艺术生产却明显地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艺术家的创造，其次是批评家的阐释。后者的存在如此必要，没有文字对艺术多维度的意义的生发，许多作品将成为晦涩的符号，无意义的器物、凌乱的影像、荒诞的行动、不被理解的美。
艺术家徐冰：我喜欢文字不属于文字本身的那一部分
就创作而言，徐冰是与文字发生最多关联的当代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天书》，是一本所有人都读不懂的书，他新造了一些不是汉字的字，这些字只有能指没有所指。《地书》则是一本所有人都能读懂的书，采用通用的图像符号，清楚地表明文字并非先验存在，而是约定俗成。
徐冰表示，他的作品确实与文字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关系”。“正常的文字是通过传达、沟通、交流起作用，但我的作品却意在不沟通、阻截沟通或混淆概念。”徐冰说，之所以不使用文字的正常功能，是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在刚刚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国家就开始了简化字运动，政府一会儿宣布要用这种文字，一会儿又宣布要用那种文字。这给我们的大脑里植入了一种颠覆基因，即文字是可以‘玩儿’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惜字纸”的传统，表达了国人对文字的敬畏。徐冰亦深知文字对于一个民族文化历史之作用。“中国的文字是单音节字，世界上的大部分文字是粘着音，即词尾稍加变化就成了不同的性和数。而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单音的，就这一点点区别，决定了我们文化里的几乎所有的事儿。”
“比如说‘大’字，这个字的本身就有扩张感，而‘小’字的本身也有收缩感。比如‘日’和”月“两个字，它们是对仗的。所以中国的书写，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摆字’。无论是讲究合仄押韵还是填词等等，都像画画一样是在‘摆字’。在宋代，有一个才女叫苏慧，她做了一块织锦给她丈夫，织锦上有三百多个字，从织锦上能读出来两百多首诗。它没有语法，也没有标点，可以横读、竖读、左读、右读。这是一种最中国式的写作，也就是最汉语的写作，但它却无法进入中国的文学史，因为它太超前，太前卫了。”
徐冰说：“我本身很重视不属于文字本身的那一部分内容。如果说文字像一件产品，这个产品本身是文字被消费的实质和核心，但是我却喜欢产品包装这部分。有很多人看了《天书》以后，说‘我从《天书》看到了文字的尊严。’因为《天书》抽空了内容，拒绝文字的世俗使用。”
“艺术家其实是一群不太懂文化规矩，不太懂得逻辑的严肃性的人。他们是一群无视文化准则的人。然而，这种不遵守规则的创造力，却能创造出在我们现有知识范畴里没有的东西。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他们做出的这些东西，最后都交给人文学院。由人文学院的理论家、批评家、哲学家来整理，找到艺术家艺术语言的来源。通过阐释、分析，最后获取新的人类知识的概念，从而拓展了人类文化的内容。”
学者汪民安：艺术界乐于追逐前沿思想
为什么当代艺术愈来愈艰深、晦涩、让人看不懂？因为艺术家都爱读哲学书！虽然徐冰在发言里非常诚恳地表示读不懂、也不爱读高深的哲学著作，并且提到“今天已经没有人阅读严肃的文字”，但哲学家汪民安则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作为教师和译者，汪民安发现，如今“哲学书籍在中国卖得很好。比如三联出的福柯的书，已经卖了好几万册了。福柯的书实实在在是一本‘天书’，法国人都读不懂，但在中国却卖断了好多年。一方面很难读，一方面又有很多人在读。”
“我跟很多艺术家都是朋友，他们很多人也都在读哲学书。在‘85新潮’的时候，艺术家也读哲学书。80年代艺术家读的主要是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讨论的是跟生命有关的问题、生命的本体问题、我是谁的问题。今天的艺术家选择一些新的哲学家来阅读，比如阿甘本、德勒兹、齐泽克、阿兰。巴丢等等。这些哲学家讨论的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比如身份问题，文化交流问题，全球化问题，自由的问题，民主的问题。”
汪民安表示，大部分艺术家读哲学书都是一知半解，可奇特的是，艺术界似乎总是乐于追逐思想的前沿。“今天的艺术家喜欢读的哲学书，不管阿甘本也好，巴丢也好，齐泽克也好，我们大学里的文学、哲学、历史系，他们对阿甘本、巴丢这些人是很不了解的，反而艺术家特别熟悉。我到画廊里去，连画廊里的小姑娘都言必称阿甘本。”
“那么，艺术家到底要不要读哲学呢？有些人说，周围的人全在读，那我不读是不是要落伍呢？”汪民安表示，虽然艺术家读哲学是一种全世界的现象，但是，艺术家读哲学，不见得作品就充满哲理。不读哲学，也不见得作品就浅薄空洞。“杜尚不爱读哲学，但他本身却是伟大的哲学家。我觉得好的艺术家都是哲学家。”汪民安说。
媒体人曹丹：艺术杂志需对新媒体有适应力
中国的当代艺术杂志兴起不过十几年，在坚守学术化立场的同时，也受到极大的商业诱惑。在面对生存问题时，都有堕落为“软文刊物”的危险。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又给纸媒带来了新的冲击。
《艺术界》(《LEA P》)和随杂志派送的《艺术新闻/中文版》是业内较有声誉的刊物，其执行出版人曹丹分享了出版杂志的心得。
“《艺术界》和《艺术新闻》面对的不只是中国读者，还有国际上对中国当代艺术发生了什么事情感兴趣的读者。因此我们在翻译、邀请作者写作方面，都会考虑到这些复杂的因素。”
“《艺术界》一直在支持艺术批评写作。我们不仅仅是一本杂志，它的运作方式更像一个学术机构，我们做讲座、包括出版计划和写作工作坊，也在当代艺术的系统内促成一些讨论。”
“亚洲人对于新媒体的适应力是超强的。当时《艺术新闻》进来的时候，我们也考虑过去做网站，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在看网站了，基本上都直接用A PP，或者通过微信、短信进行阅读。所以放弃了做网站的想法。”
曹丹表示，80后的年轻人与纸质书或纸质杂志的关系与以前已经不太一样了。“这不代表他们不爱阅读，因为有思想、有好奇心的人永远是喜爱阅读的。但新媒体影响了人的阅读习惯，同样也影响到记者、编辑工作方式，使它更倾向于轻量化、低门槛。”
“媒体本身有明确的使命，比如创刊人的观点态度，主编的观点态度，都是导致媒体走向的重要因素。”曹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