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
清郎世宁《哈萨克贡马图》（局部）中的屏风（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清早期 黄花梨大座屏的部分绦环板与牙板
文/张辉 编辑/刘玲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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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后任职河北省博物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后，在北京多家出版社任策划组稿编辑，并创建北京紫都苑图书发行公司。著有《曾国藩之谜》，主编《中国通史》、《古董收藏价格书系》等作品。2000年开始，从事明清家具、文玩古董收藏和研究，曾在国家级文博刊物发表多篇研究文章。现为雅昌艺术网专栏作家。
明式家具由简至繁，从重实用到重观瞻，历经了一个有规律可循的过程，这是一个工艺之河的自然流淌。当你认真审视波涛东去的每一步，就会发现其审美的前方，是观赏面的趋大，更具体地说，是在走向“屏风化”。
屏风在古代享有至高地位
明朝罗颀所著《物原》中有“禹作屏”的说法，即大禹作屏风，但这一说法无据可考。《礼记》云：“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所谓斧依，东汉郑玄作注：“依，如今绨素屏风也，有绣斧纹所示威也。”当代考古学家考证甲骨文、金文中的“王”字，本像斧钺形，认为斧钺在商周时期曾长期作为军事统率权的象征，“王”的本义应该就是军事统帅。［1］所以这里所言天子用斧纹屏风以示威严，大致可信。“所示威也”还带有视觉上的社会意义，也合“天子当屏而立”之意。《周礼》中则有“设皇邸”一词，唐人贾公彦作疏：“邸谓以版为屏风，又以凤皇羽饰之，此谓王坐位置也。”屏风除了具有遮蔽、间隔之效外，各种绘饰也明确彰显了它们的陈设性、观瞻性和社会权势意义。
汉代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木屏风西汉马王堆汉墓发现了木质漆屏风实物，是较早的典型屏风。两足相托的长方形屏风上，一面纹饰龙腾云间，另一面中心为谷纹玉璧，四周围以几何方连纹。［2］
东汉时屏风已流行，且与床相结合，成就屏风床，由两屏或三屏相围。东汉《盐铁论》有记载：“一杯盏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其为害亦多矣。”意思为一个漆器杯子要由百人制作，一件屏风则需动用万人劳力，可见象征权力富贵之器一定是建立在各种价值之上的。但从另一角度来说，也可以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为害亦多矣。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屏风使用日趋普及，多有三扇折叠式屏风，扇数最多者“屏风十二牒”。它们无需底座，巧活实用，陈设和遮蔽作用兼备。而独扇屏风，体重形大，以厚大底座和立木支撑，陈设意义又大于遮蔽之效。
两宋屏风，独扇者，出土物有白沙宋墓壁画中《对座图》男女主人身后的屏风。［3］而大量宋画中更屡屡可见，如《白描大士图》、《梧荫清暇图》，不一而足。这些屏风有阻隔风流、美化空间之意，但其社会象征意义远大于此。高大、宽阔、华美的屏风，无一不显示主人的身份和富有，可以说是所有者社会地位的体现。
观察明式家具中的屏风，传世实物显示，高大独扇的硬木屏风生产量很少，遗存更是屈指可数，体量也远不如宋画中的屏风来得高大威猛。将传统屏风的扬厉和铺张气派继承下来的是多扇大围屏。大型多扇围屏，代表硬木屏风的新趋向，实物中以清早期制造为主流，多数为十二扇，高度大多三米二有余，十余扇连体排开，如同广厦高厅中的一面墙，尽显富贵。其上有寿字者，是敬贺尊长寿辰的贺礼。至尊代表是康熙六十岁大寿时，其子其孙各自贡奉的十六扇紫檀大围屏，总共三十二扇。［4］《红楼梦》第七十一回，贾母八十大寿，贾母问：“前儿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凤姐儿道：“共十六家有围屏，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笏；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5］可见富贵人家长者大寿时，对屏风礼品的看重。
大型屏风一路走来，代表着权势、财富与社会地位，由于它的价值符号十分明确，炫耀性强烈，当时的需求数量和产量较大，实物遗存也颇多。然而，大型围屏的攒框装板上虽常透雕龙纹凤饰，却多见雕饰不工构件，打磨不精且图案雷同，这与器物的大体量、高价值形成反差。此等情况，在众多镜台透雕装板上也可见到，令人玩味。
黄花梨大座屏制作工艺赏析
在明清绘画中，“天子当屏而立”变成了“当屏而坐”，可见于清乾隆帝多幅画像。北京故宫中，各种宝座后陈设的屏风再现着当年的威仪。
让我们欣赏一件难得的传世独扇屏风，这是现存黄花梨座屏类之中最为磅礴大气的重器。在制作工艺上，可见它对传统插屏工艺的继承，又突显出自我的特点。
一、大框内套以小(仔)框组合，形成带有绦环板的大边框，多个绦环板使图案格局设计达到极致。此式大小框屏风，均为明式家具晚期呈观赏面法则之能、加大木作效果的产物，且以有木材之便的闽地居多。
二、雕刻之细从图中仍可见，透雕断面之处的处理精致入微，有如圆雕。王世襄先生曾指出，这就是清代匠作则例所谓的“玲珑过桥”，是所有透雕之作必须仰慕的标尺。
三、屏风中心的主装饰面，中嵌大理石板，大理石画面山势高拔、烟雾迷蒙，有着水墨画的意境。在许多柴木插屏、座屏中，大框中带仔框作法已存在，一般为仔框中作鱼门洞装饰，其它构件多为抱球站牙，屏心为绿石。红漆、黑漆的双框中嵌着绿石，别有韵致。
同类座屏的共同特点
同类大型者仅见过数例，一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前期 黄花梨嵌玻璃油画《仕女观宝图》屏风”，二为多次出现在国内拍场上的“黄花梨大理石座屏”(图1)，高95.5厘米，宽37厘米。三为近年纽约拍场出现的“明末/清中期 黄花梨镂雕螭龙穿花纹座屏”(图2)，高196.8厘米，宽114.3厘米，无屏心。小型的亦有所见，如上海博物馆就藏有此类小型座屏。
图1 清前期 黄花梨嵌玻璃油画《仕女观宝图》屏风(故宫博物院藏)这些同类型的座屏有着共同的特点：虽沿袭漆柴木匠作工艺，但出现较晚，其螭龙纹饰为草龙式，年代当在清早期偏晚，基本是处于清早期黄花梨家具最鼎盛之际。制作者不惜工时，更不惜良材，与其说是展示屏心，不如说更在乎屏架和屏框。本例是个中魁首，从体量、框架格局规划、图案设计、雕刻水平、屏心用石品质等方面，屏风中无出其右者。
图2 明末或清中期 黄花梨镂雕螭龙穿花纹座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紫檀大围屏”，为康熙帝六十岁时儿孙贡献的“寿礼”，其上大小不等的“寿”字，表明这种极为尊贵奢华的家具，大致为大家族中后人为长辈、社会上地位低者为尊者制作的贺寿礼品。
如今多见的带“寿”字的大体量珍贵家具(主要是围屏)，大多隆重而热烈，也是黄花梨家具中具有浓烈炫耀性色彩、标志财富与社会地位的一类典型器作。
闽作明式家具的特点
还有研究者指出，本例“是出自泉州的范例”。［6］这对我们理解“闽作”有所启示。闽作明式黄花梨家具，艺术高度应与苏作不分轩轾，制作数量当超过苏作，不得小觑。
过去我们强调古典家具的苏作、广作、京作，而闽作的成就却被大大地忽略。其实，福建地区的明式家具制作有四个特点：一、起步最早，得海运港口便利之助；二、数量巨大，也受益于地缘优势；三、设计装饰方面，闽作既有方正有力者，又有曲卷流动者，审美特征雄伟、刚健、?华；四、其风格源远流长，晚至晚清、民国，仍传承于硬木家具之上。同时，越到后期，地方风格越发明显，且能搜集到大量的闽作家具实物印证以上四个特点。
注 释：
〔1〕林?《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2〕《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
〔3〕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
〔4〕朱家?《明清家具》，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2年
〔5〕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6〕柯惕思《两依藏黄花梨》，第19页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