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博物院 刘华伟
徽州古建筑不同于北京故宫、苏州园林等宫殿式、园林式的建筑格局，它以清秀典雅、宛如水墨画般的艺术风格演绎民间的居住形态，粉墙、黛瓦、马头墙，四水归堂式的天井布局，精美的砖、木、石三雕，共同构成了徽州古建筑的重要因素。徽州三雕中以传统木雕的数量最多，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相对最高。
一、徽州地区传统木雕技艺形成的动因
1.独特的自然地理趋势
“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徽州地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温和多雨，四季分明。境内川谷崎岖，峰峦掩映，植物资源比较丰富，树木种类繁多，常见有楠木、榧木、柏木、银杏木等名贵木材以及松木、槐木、杨木、杉木等普通木材，其材质大都纹理清晰，质地优良，为徽州木雕的选材提供了优越条件。“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非着意创制形式，更无所谓派别。其结构之系统及形式之派别，乃其材料环境所形成。”[[1]]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聚族而居的社会因素限制了人们建造恢宏宽敞的殿府式建筑群体的可能，徽州人则因地制宜，设计、建造出能够适应当地环境和同族而居的独立民居式建筑，这种独具一格的建筑形式一直从明清延续至今。
2.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2]]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源泉，作为继承和弘扬儒家文化的程朱理学的发祥地，徽州地区的人们崇儒、尚儒的社会意识极其浓厚，崇儒文化意识在灵魂深处支配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导引着徽州人的为人处世，影响着他们的经商之道，同时也灌注到他们的艺术趣味和艺术创作中。徽州木雕的题材选择与内容取向也就来自这种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徽州地区世俗文化相互作用的巨大影响。另外，其他传统文化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徽州木雕技艺形成和发展的动因所在，如新安画派师法造化的艺术思想及其简括清淡的表现手法、徽派版画的线条造型艺术方法和雕刻技法等都直接影响着徽州木雕的创作。徽州民间艺人在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中得以熏陶，极大提高了工匠们的艺术修养，丰富了他们的艺术表现手段，使其在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中形成了对木雕形式美的高度认识。
3.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
“天下之民安命于农，徽民安命于商”。[[3]]。徽商，又称新安商人，明清时期，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乃至国外，主要经营食盐、茶叶、木材、文房四宝等行业，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在商界首屈一指，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受传统文化熏染，徽商“贾而好儒”，有“儒商”之称，尊崇“礼、孝、仁、智、信”五德标准，使徽商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就。徽商在强烈的宗亲观念支配下，迫切地想要利用取得的巨大商业成就回乡光宗耀祖。《歙县志》记载：“商人致富后，即回家修祠堂，建园第，重楼宏丽”。[[4]]明清时期在营建住宅上制度森严，加上山高地少的矛盾，徽商们自然不敢越礼去建造与官邸威严、宏达争雄的住宅，故而在雕刻的典雅与精湛上争奇斗富。如黟县宏村承志堂，由清末徽商汪定贵于咸丰五年前后营造的宅邸，据有关管理负责人介绍，当时建造承志堂，室内木雕由20名工匠整整雕刻了4年，花费白银60万两，木雕镀金达百两，雕刻之精丽堂皇，叹为观止，有“民间故宫”之誉；黟县卢村志诚堂木雕楼，建造历时7年之久，花费甚巨(图一)。
图一 黟县卢村志诚堂木雕二、徽州地区传统木雕的雕刻技艺
徽州传统木雕技法最突出的是一个“雕”字，宋李诫著《营造法式》中对木雕雕刻技法都指示极为详细。徽州木雕是根据建筑需要来选取材料，按照建筑整体布局、雕刻题材内容，先构图后雕刻。木雕所用材料一般都采用产自当地的柏木、梓木、椿木、银杏、楠木、榧木、杉木等质地精细、纹理清晰、材质柔软、易于雕刻的木材。在房屋的梁架、梁托、斗拱、雀替、栏杆、栏板、隔扇、门窗等部位(图二)，工匠们运用娴熟的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线刻等雕刻技法，以刀代笔，以木为纸，写意山水、花鸟、人物、故事等，雕刻得玲珑剔透、错落有致。浅浮雕线条较流畅，一般用于勾勒轮廓和结构，有清新淡雅的艺术效果，选取内容上多位八宝人物、花卉植物等题材，多应用于裙板、通间栏板、雕花走马板、雕花天花板、雀替、撑拱等部位，如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木雕琵琶形撑拱，左边撑拱上下雕刻荷叶、荷花，中间为暗八仙之宝剑、云板，右边撑拱上下雕刻牡丹，中间为葫芦、宝扇(图三)。深浮雕构图丰满、层次分明、疏密得当、立体感强，易于表现复杂及生动的场面，在选取内容上多为神话戏曲人物、瑞兽祥禽、博古四艺、花草等题材，在建筑中多应用于梁、枋、雀替、斗拱、栏板、撑拱等部位(图四)。透雕能体现通透的立体视觉效果和深层次的立体画面感，选取内容上多为神话戏曲人物、瑞兽祥禽、花卉植物等题材，多应用于花罩、雀替、栏板、门窗等部位。圆雕可以呈现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在选取内容上多为人物佛像、珍禽异兽、植物等富于吉祥之意的题材，在建筑中多应用于内檐花罩、垂花、柱头等部位。线刻又称线雕或阴雕，雕刻细部纹理，刻画和勾勒出的线条形象极具质感及表现力。[[5]]
图二 志诚堂透雕窗棂
图三 木雕琵琶撑拱
图四 木雕三国人物故事撑拱从徽州木雕雕刻技艺的演变来看，明清时期略有不同，明代以平面浅浮雕技法为主，雕工用线奔放，拙朴粗犷；清代雕刻的比较细致，多层透雕、圆雕和混合雕法成为主流，造型准确，形象生动，这一时期木雕在构图、布局上注重吸收新安画派绘画的表现手法，讲究艺术美，在雕刻技法上吸收了徽派版画用线造型的特点，使画面空间感加强，更富有层次变化。
三、徽州地区传统木雕的题材类型及寓意
“徽州木雕根植于徽州文化深厚的土壤之中。它的题材与内容取向的动因，主要来自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徽州世俗民间文化相互作用的巨大影响。”[[6]]正因为如此，徽州传统木雕技艺多从“立人伦、助教化”的角度来选择题材与内容，以表现徽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及宣扬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社会宗法伦理观念，这些丰富的题材和内容，显然已经成为徽州人教化子弟的“教科书”[[7]]。徽州木雕题材类型取向十分广泛，诸如自然风光、花木鸟兽、名人故事、世俗生活、宗教信仰、民间戏曲、仿古彝器、几何纹样等，涉及了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等各个方面，它们以“丰富多彩、生动精美、栩栩如生的艺术画面，形象地展现了十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内涵，寄托着徽州人特别是徽商的人生理想和愿望”[[8]]。
自然风光类题材多源于徽州地区的山水风景，一方面是通过家乡的佳山秀水寄托徽商远离家乡的乡愁情怀，一方面是直接吸收运用新安画派师法自然的艺术形式。这类题材主要刻画在隔扇门和窗扇等部位，起到映景作用，以虚景映衬院落中的实景，交相辉映，美不胜收，如《黄山松涛》、《黄山云涌》、《翠眉春色》、《太白湖光》、《孤峰盘翠》、《松萝雪斋》等等。花木鸟兽类题材是通过奇花异草、珍禽瑞兽的象征、比拟、会意等显性或隐性的表意形式寄托、表达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有颂扬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万象更新》、《三羊开泰》、《六合同春》；有期盼福禄寿财的《五福团寿》、《榴开百子》、《瓜蒂延绵》；有期望登科及第、官运亨通、功名利禄的《一路连科》、《二甲传胪》、《杏林春燕》、《独占鳌头》、《侯禄撷珍》，如安徽源泉徽文化民俗博物馆馆藏木雕侯禄撑拱，鹿角上一只猴子用树枝捅马蜂窝寓意封侯，鹿口含灵芝喂小鹿寓意厚禄代代相传(图五)；有赞美高尚情操的《四君子》、《岁寒三友》等等。以黟县卢村志诚堂木雕楼花木鸟兽装饰为例，花木鸟兽有单独表现的，也有混合表现的，如雕刻的龙、鱼表现飞龙鱼跃，寓意吉祥喜庆、年年有余；雕刻的马、猴子表现马上封侯，寓意功名指日可待(图六)；雕刻的蝙蝠、梅花鹿、喜鹊表现九老仙鹿图，寓意福禄寿禧；雕刻的喜鹊、梅花表现喜鹊登梅，寓意吉祥如意；雕刻的麒麟、童子表现麒麟送子，寓意多子多福；雕刻的梅、兰、竹、菊表现四君子，寓意品德高洁；雕刻的牡丹、花瓶表现平安富贵，寓意富贵又平安等等。名人故事类题材以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故事表现和宣扬儒家文化的传统思想，借此教导子孙后辈要尊崇忠信节义、孝悌之道，激励后辈懂得只有读书入仕，才能享受荣华富贵的道理，如有表现仁德王道的《尧舜禅让》、《舜耕历山》、《文王访贤》、《姜太公钓鱼》；有表现孝悌之义的《二十四孝图》；有凸显历史典故的《高山流水》、《管仲夜读》、《东坡赏菊》、《陶公醉酒》、《羲之戏鹅》等等。世俗生活类题材是通过徽州地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民俗风情表现人们的生产生活景象、社会心理和时代风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表现农民艰苦劳作生活的《耕读渔樵》、《牧归》、《捕鱼》、《农夫》《村妇》、《采药》；表现人们欢乐心情的《戏婴图》、《百子闹春图》、《赏菊》、《游春》、《天伦之乐》等等。另有《三英战吕布》、《桃园三结义》、《郭子仪过寿》(图七)等民间戏曲类题材、仿古青铜器、瓷器、金银器、绘画及云纹、几何纹、?字纹等博古几何纹类题材等等。
图五 木雕侯禄撑拱
图六 木雕马上封侯图
图七 郭子仪过寿窗栏板四、结语
通过简析这种木与刀之艺术结晶，可看出徽州传统木雕独特的风格、精湛的技艺、丰富的内涵。作为具有安徽地方特色和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文化遗产，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它不仅体现了徽州民间艺人高超的雕刻水平，反映出徽州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当地人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不断创新的精神，同时也直观地记录了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进程。徽州传统木雕艺术作为我国民间雕刻艺术的卓越“贡献者”之一，它的保护与技艺传承已处于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的阶段，我们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加强对徽州传统木雕的保护及其技艺的可持续传承，积极创新，将这类重要的文化遗产转化为推动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文化产品，激发徽州传统木雕艺术在现代社会生存发展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第1页。
[[2]]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8页。
[[3]] (清代)丁廷楗等编：《徽州府志》，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
[[4]] 歙县志编委会：《歙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5]] 张瑜：《浅谈建筑木雕构件的雕刻技法》，《文物世界》2013年第5期。
[[6]] 罗子婷：《徽州木雕的文化意蕴与文化特征》，西安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20页。
[[7]] 同[6]。
[[8]] 同[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