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苏州 程义
中国是产竹大国，更是用竹大国，在使用竹子的过程中，国人对竹子逐渐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义，宋代文豪苏轼更是宣称自己“不可一日无此君”。
关于竹刻的记载最早见于《礼记》，实物则见于战国秦汉墓葬中。南北朝以后竹刻艺术已很发达了，日本正仓院藏唐代竹雕“尺八”就是明证。至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嘉定朱松邻将竹刻工艺施之于文房用具，开辟了竹刻艺术的新时代。此后竹刻门派迭起，名家辈出，竹刻一技蔚为大观。苏州居于嘉定与金陵之间，而这两地恰是竹刻的大本营，流风所及，以竹刻为业者亦复不少。加之苏州地区文化繁盛，文人雅士云集，故而是竹刻的主要制作和消费地区之一。
竹刻究其用材，可约略分为竹筒雕和竹根雕两大门类。竹筒雕以竹竿为材，巧妙利用中空之特性，以笔筒和香筒为大宗；竹根雕以竹子的根部为材，利用其浑朴嶙峋之特性，以山子、圆雕、杯件为主。在此，将苏州博物馆所藏竹筒雕类藏品介绍给大家，以飨同好。限于篇幅，竹根雕以后将择机介绍。
图1 明中期竹雕蕉荫梳妆笔筒 高14.6厘米 径10.2厘米此器以浅浮雕兼线刻法刻二女仆侍主母梳妆情况。仕女造型高额广颐，身材修长，是典型的明中期模式。同时又可从衣带装束、日用器具上找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子，可谓安景置物凿凿有据。其雕刻手法比较稚拙，更多的是依靠线刻的方法来划分组织结构，且无效仿某式某家的痕迹，在稍显僵直生硬的同时，却又透出一种质朴浑厚的气质，据此推其为竹刻艺术方兴未艾的草创期作品应不为谬。器表的颜色亦已由黄而红，由红而褐，更加显得古意盎然，雅致可爱。
图2 明晚期朱稚征竹雕春闺幽思笔筒 高14.8厘米 口径7厘米 底径6.8厘米此作品雕摹一仕女置身于湖石之间，停琴支颐，若有所思。石间斜插红杏一枝，有春燕穿梭其中，撩人眼目。作者在此突出重点，强调密中密、密而不乱，疏中疏、疏而藏拙的表现手法。一切置物造景都环抱着主人公进行铺张。在岩旁虚空处镌诗一首，作为点睛。可谓诗中存画，画中有诗。诗下镌“三松”二字款。此器融合了深刻、浮雕、透雕、圆雕等多种技法，使画面层次丰富，空灵剔透，且用刀圆润不露踪痕，造物转侧呼应生情，显示出嘉定派高超的竹刻技艺。
朱三松，名稚征，嘉定人，朱鹤之孙，朱缨之子。活跃于明天启崇祯时期，竹刻名手，尤擅刻笔筒，所刻人物及蟹、蟾蜍之类，皆名重于世。《南村随笔》称：?城(嘉定)竹刻，自明正嘉间高人朱松邻鹤创为之，继者其子小松缨，至其孙三松稚征而技臻绝妙。
图3 明竹刻人物搁臂 纵22.6厘米 横7.6厘米搁臂，又称臂搁、秘搁、腕枕，是临书枕臂以防污纸的用具。竹筒通常由表面的绿筠和内侧的竹黄组成。竹表面的筠也称竹青，纤维长且硬，不易雕刻，所以在创作竹刻作品前通常要去掉竹青。但也有个别匠师，巧妙地利用这一特点，保留部分青皮和竹黄，形成青黄对比。此器即以留青浅浮雕的手法，雕松树斜向耸立而起，枝叶茂盛，松下站立一倚杖老人，天上悬挂一轮明月，树根处有两朵灵芝，傍立两小山石，组成“月下老人”吉祥图案。浅刻葫芦状阳文篆体“朱三松”三字印款。所雕人物衣纹、松枝、山石等纹饰因久经摩挲把玩，减地部分橙黄，人物树干留青部分呈朱红色，对比明显，别具光泽。此器虽有“三松”款，但缺乏嘉定派圆雕深刻的基本特征，反倒具有吴之潘薄地阳文之态。此器虽为仿朱三松作品，但整体观之仍有一股古拙之气，应是当时坊间高手所为。
图4 明末清初 三松款竹刻桐荫玩月笔筒 高10.4厘米 口径5.1厘米此笔筒以浅浮雕手法刻出一组缱绻起伏、玲珑透剔的湖石假山，其间植梧桐一木，高入云端，又有修竹数竿，摇曳其声。满月一轮浴于云中，下有二仕女，一倚于石作观月状，一蹀躞而行作弄影状，画面充溢着生活的情趣。作品用刀细腻，层次丰富，在线与面的转侧处交代得圆润有余。也许作者有意强调月夜的朦胧气氛，不主张采用劲健的刀法和跌宕的构图，以温柔的风格为基调。款镌“丙午秋日，三松”，书法带有董其昌的风貌，据此应定为清初作品“丙午”为康熙五年(1666年)。
图5 清顾珏款竹雕笔筒 高11.9厘米 口径5.5厘米 底径5.4厘米笔筒口作鳝脊式，下承三矮足，色呈枣红色。器壁环雕松竹，林中坡台间群贤毕至，一组听琴，一组弈棋，各得其所。整器用刀深峻，跳顿有力，来去踪迹刻露，不作矫饰。在造型上一反顾珏早年精雕细琢的风格，竹树枝叶以块面形式处理，带有浓重的装饰性效果。人物也不拘泥于形似，约略数刀而神态生动。且参用深刻和镂雕法，准确圆熟，富有变化。款署隶书“顾珏”二字，镌“宗”“玉”连珠印一方。此器同传世顾珏作品相较，略显僵硬和粗率，恐亦是挂名仿作。
顾珏，字宗玉，嘉定人，活动于清康熙、雍正年间。他的刻竹精于浮雕，一反朱氏等人传统的平淡天然的风格，转向精雕细刻，“刻露精深，细如毫发”。
图6 清中期周颢竹刻枯木竹石笔筒 高10厘米 口径3.8厘米 此枯木竹石笔筒，遣意骋怀，炉火纯青，是其典范之作。画意虽取法元代大画家倪云林，而笔墨则自出机杼，用刀更是生动活泼。勾勒处正侧顺逆，劲健盘曲有如苍虬腾跃；皴染处薄破淡削，轻点斜拂如春燕啄泥。可谓刀笔酣畅，淋漓尽致，非一刀是镂刻，非一笔是笔墨。周氏骄矜一生，创作态度极为严肃，虽将完工之作，一刀不敬，必弃而裂之，故既亡，硕儒钱大昕为之作传，以崇其品也。
周颢，字晋瞻，号芷岩、雪樵、尧峰山人、芷道人等，晚号髯痴。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上海嘉定人。嘉定竹派以朱氏首创，一变至吴之?，再变至周芷岩。朱氏以镂塑掌门，吴氏以浮剔看家，周氏则以刀代笔，缘画铸影，称为铁笔。周氏竹刻作品擅长阴文深刻法，将文人画技法融入竹刻，使书画中的勾皴等技法在竹刻中得以再现。尤其长于表现山水、竹石等景色，具有浓郁的文人气息。由于周颢对嘉定竹刻技法贡献良多，所以被誉为“如诗中杜甫”。其人从不因富人慕名致金而创作，而偶然欲做，成后却随手赠人，表现出一股特别的耿介之气。
图7 清中期邓渭竹刻行楷论书笔筒 高11.6厘米 径7.6厘米此器以天然竹节为之，不镶口底，造型朴素而气质端雅。器表刻论书一段曰：“东坡诗云：‘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学《兰亭》者亦然。黄太史亦云：‘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此意非学书者不知也。乙未夏日上浣，云樵制。”“乙未”为乾隆四十年(1775年)，“云樵”为邓渭之号。
邓渭，字得璜，号云樵，嘉定人，活动于乾隆、嘉庆年间。从小受父亲嘉定竹雕名家邓孚嘉指授，宗法竹刻大家吴之?，擅长花卉人物，别创刻书一格，浅刻行楷小字，使刀如笔，秀雅整饬，声誉鹊起，为时所重，号称第一。他刻的书法刀口坚挺，转折甜厚，与乾隆皇帝的书法气韵相投，成为一代风气的写照。
图8 清中期潘西凤竹雕虫草笔筒 高12.8厘米 长、短口径6.2×5.3厘米 此笔筒以椭圆形竹段为干，上缘削成敞口，下部镶以紫檀托底，承以三矮足。作品创意全然像一幅宋人小品画，精练紧凑，富有生机。刻划了雏菊二本，秋草数茎，一螳螂栖据其上，反身举起镰螯，欲待一饱之状惟妙惟肖。右上一蝇徐徐而降，无异于自投罗网，紧张的形势无疑会抓住关注这一场景的第三者。
此作品款署“三松”，镌印曰“潘”，应视为潘西凤仿朱三松之法而作，有如清人作画常有仿某人、某家之笔法的时尚。此器虽为潘氏临仿朱氏作品，但又不失自己风格，是一件难得的精品之作。
潘西凤，字桐冈，号老桐，浙江新昌人，寓居扬州。耿介不群，以布衣终，活动于清雍正、乾隆年间。精刻印，善制竹，深刻和留青皆佳，时人誉为濮仲谦后第一人。立意高蹈，不袭成法，起伏跌宕，标致深远是其本色。
图9 清竹雕东坡夜游赤壁笔筒 通高17.4厘米 口径14厘米此笔筒采用宋代大文豪苏轼的《赤壁赋》一文为题材，镌刻了苏东坡等人乘舟夜游赤壁的情景。作品构图十分新奇，在岩壑群中辟出一角，江水由此奔腾而出。一舟驻锚压浪而泊，舟中人物昂首瞻月，而举止各异。崖壁松、柏、桐、椿盘翥如舞，偃昂如盖。云烟缥缈浮动，圆月若映若掩，不由你不缘景生情。此器有紫檀木镶配口底，下承四矮足。全器运用了薄衣浅刻、浮雕深刻、镂雕等多种刀法，且充分运用了对立统一、多样对比的创作思路，如薄云的游曳刀法，江水的劲健刀法，大块岩岫的毛刻，枝干的玲珑剔透，开合之间，丰富了艺术的信息。东坡夜游赤壁笔筒是嘉定派竹刻的程式化产品，坊间均有制作，水平也高下不齐，此即其中较佳者也。
图10 清竹刻松鼠葡萄镂空香筒 高19厘米 口径3.1厘米此香筒以香妃竹为雕刻材料，直筒，上下天地盖为红木，镶象牙圈制成。内壁钻有小孔。整件作品运用平刻、镂雕、皮雕、留青等数种技法。在藤蔓上挂满了串串颗粒硕大的葡萄，藤蔓枝叶相连，4只松鼠穿梭于葡萄与叶蔓之间，生动可爱，平添几分生机。藤蔓枝叶以留青手法刻划，充分利用竹筠和竹肉的色彩特点，营造出层次分明的果繁叶茂的景象。整器雕工技艺精湛，画面生动、流畅，布局清晰、合理，此件香筒既是日常生活用具，又是具有高超艺术水平的欣赏品。
图11 清竹刻西厢人物香筒 高20.4厘米 口径5.8厘米该香筒呈直筒式，上下各镶牛角盖，内壁中心钻有小孔，使用时插上点烧的线香，盖上盖，青烟香气从镂孔处散出，阵阵清香，扑鼻爽心。据清诸礼堂的《竹杯胜语》解释，香筒“用檀木作底盖，以铜为胆，刻山水人物，地镂空，置名香于内焚之”。它既是人们焚香的日常用具，又可置于案头供人欣赏。
这件香筒所雕是以《西厢记》中“崔莺莺听琴”的故事为题材，画面刻划梧桐树下一主一仆“张生焦桐操琴”“琴童傍立听佳音”，松荫下“崔莺莺听琴韵”“红娘指声话张生”的生动画面。整器运用阳刻、浮雕、镂雕、留青等多种技法，雕刻细致，刀法浑厚。人物表情刻划生动，古朴典雅。
责编 李挺
来源：《收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