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蒙古统治者退居漠北,朱元璋称帝。这一历史事件不止于一般的改姓易代,更象征着汉族文化得以复苏。在万历文艺盛况之前,明代早中期的贤达在诸艺之中贯彻注重“流品”的地位。
西泠秋拍此册《明贤忠烈尺牍集册》所收即是有明一代忠孝尺牍,涵括四十余人。罗振玉题签,宁波范氏旧藏。清中期吴德旋、王升尾跋,每开配有晚清一人对题。册中所收明代人物,较早的多是忠者。如钟同谏景泰帝立储,丰熙、杨慎、臧应奎谏嘉靖帝议礼,徐文华为“嘉定四谏”之一,夏言、曾铣则被严嵩所害者。晚明人物,如熊廷弼为抵抗后金的辽东经略,黄尊素、左光斗、周顺昌等皆为东林党人,其他则大多是明末抗清死节之士。这些人物,忠臣在明朝后期即给予平反,死节之士在清朝中后期亦陆续得到旌表赐谥。所以,在清代中后期集合这些忠义节烈的手稿,已经不是很忌讳的事情了。相反,清代统治者期望通过旌扬这些人物,来表明对臣民忠义道德的肯定,从而提倡对本朝统治的忠诚行为。
此册每札之后皆有晚清文人书写传记,有的传记后还有童揆尊跋。童氏跋中提及的“莪亭范氏”即指宁波天一阁主人范钦后人范永祺(约1727?1795),册中“瓮天旧物”长方印,可知此数札原本应是范氏的旧藏。根据札后部分传记的年款来看,大多书写于光绪年间。撰者既有宁波籍文人,也有各地文人如南兰陵(今江苏武进)黄山寿、嘉定葛存愿等人。传记内容主要是节录了《明史》记载,若史籍无传者,则从其他史料中加以改写而成,书法价值亦不低。有的传记后面童氏继以补充或考证,主要取黄宗羲、全祖望、范永祺等人所记史料。因而这些题跋内容颇有助于明代人物研究。
信札形式本身也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官样文章的“公牍”不同,它不再限于实用功能,而是集通信言事与书法审美为一体的特殊艺术形式。明代人写信的行间、布局较清代更为疏朗,字体也较为奔放、随意。此册明人信札,无一不是属于帖学范畴,因此行草书笔墨生动流利,楷书则秀丽精巧。虽然可称书家的只有祁彪佳、杨文骢等少数人物,其他多不是以书法名家者,但是其书艺都已达到相当水平。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