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亚军
按照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模式理论，来自恶劣的外部环境的挑战往往会刺激文明内部的应战，如果应战成功，它将会改变面貌、继续存在并得以发展。如果外部的刺激太强烈或者内部的应战无力的话，这种文明就会消亡。因此，挑战可以被看做一种刺激变革的力量。全球化时代，资本的扩展和全球流动逐利是任何民族地域的艺术都要共同面临的语境。西方现代艺术体制的发展证明，资本的介入对艺术的发展能起到有益的作用。虽然资本操控当代艺术使其成为投资牟利的工具，但来自资本外部的不断压榨和攫取的挑战，也刺激了当代艺术内部的积极应战，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创新和突破的能力。
作为艺术家，应该保持“野狗一样生存”的状态，在坚持自身独立自由的同时，也要保持与自己所处时代“敌意”般的敏感关系。不然当又一只“野狗”摇身一变，成了衣食无忧的“宠物狗”时，它身上的野性也会被逐渐剔除干净，再不需要在意生活的质量与生命的安全问题，不过，优渥的生活难免会变成艺术家自己所担心的状态：“作为一个生命，活了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得病；活了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烦恼，不知道什么叫危险，多无聊！”当代艺术不是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的小清新流行风，而是独立的批判反思与揭示，当代艺术家应该是永远与主流保持距离的边缘观察者，是对所有权力和话语保持怀疑和批判立场，同时也应该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与积极的参与者。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艺术所面临的最大敌人不外乎资本与权力的诱惑，鱼与熊掌不能兼得，面对诱惑，艺术家自身也应时刻保持自我反省，否则就会像方力钧们一样，出现“野狗”与“主人”一般精神分裂症来。
在资本操纵下的艺术体制中，画廊老板、收藏家、艺术杂志、网站、艺术拍卖行等环节，以逐利为目的，对青年艺术家打着发掘、扶持、催化、推广、推介的旗号，进行类同娱乐流行文化的模式进行工业化、公式化的包装。而为了达到迎合大众的目的，青年艺术家作品中的实验性、批判性等可贵的品质被抛弃，代之以艺术市场及大众所“喜闻乐见”图式。这种产业化的艺术家包装模式和对市场的极力迎合，对青年艺术家来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也正是资本操纵的艺术体制的特征。
而青年艺术家被热捧的现象也反证了艺术界对被资本操纵下艺术体制的强烈不满以及对变革与突破的渴求。面对资本的诱惑与挑战，青年艺术家需要改变艺术的趣味与思维，用新的游戏规则取代旧的规则，才有可能应战资本的刺激，获得自身的发展机会。近年来的各种艺术小组、独立艺术机构与艺术支持项目都是在对既有艺术体制的一种反抗的努力。他们渴望在主流的画廊、展览、批评、拍卖、美术馆系统之外实践自己的艺术与文化理念。
资本操纵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现状证明，没有批评的艺术无法健康发展，单靠资本操纵或明星艺术家宣传并不见得有效。批评不能纸上谈兵、哗众取宠，要坚持以身作则。坚持理性平和的心态，对既有艺术体制保持“古老的敌意”外，保持良好的自我矫正能力，因为批评家应该不仅仅是匕首和投枪，而是“银针”和“手术刀”(朱大可语)。在强大的资本面前，不愿合谋的批评被边缘化，失去了话语权，成为最弱势的一环。一味批评当代艺术批评失语是有失公允的，起码不是批评自愿失语的。只是在当代艺术体制下，与资本同谋的批评无论如何无法撇清人们对其批评公正性的质疑。出于对当代艺术权力的迷恋，当代艺术批评的立法冲动一直比较亢奋。批评给自己设计出一个虚幻的角色，将微观的权力无限放大，语言犀利而充满暴力，以期获得批评的话语权，然而在资本面前，这种幻想反而使得批评自己陷入“批评家陷阱”中。作为匕首和投枪的批评不再受到当代艺术的欢迎，批评自身的弱势也无法与粉丝批评、网络批评等牵涉利益关系的群众批评家相抗衡。微信公众号的定向推送，更是屏蔽了严肃批评的声音，直接将它排斥在“朋友圈”之外。
面对资本的强势，批评家还幻想从既有现实中获取资本，以便自由地批判就显得过于天真了。批评只有继续坚持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保持对边缘艺术、野性艺术的持续关注和警惕，正如村上春树所提出的，选择“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也许才有机会获得自我救赎。
(作者为批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