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如何突破瓶颈

　“古籍修复”作为一门传统技艺在当下的现状到底如何？据国家图书馆2012年的统计，全国包含图书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等在内的公藏单位有3800多家，拥有古籍总量超过5000万册，其中有一半以上需要修复，还不包括修复了之后又损坏的，而专业修复人员还不到一百人??古籍修复如何突破瓶颈？

　　明代周嘉胄所撰《装潢志》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论述装裱的专著。其中记载：“古迹重装如病延医??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随剂而毙，所谓不药当中医，不遇良工，宁存故物。”虽然论述的是古画装裱，然而道理相通的是??好的古籍修复师便是书籍的良工，“不遇良工，宁存故物”。

　　古籍修复是一项特殊技艺，由来已久，但古籍修复行业并非从来就有。古籍修复一开始依托于古籍装订而存在。据一位从事古籍修复的老专家介绍，明清时期宫廷有专门的裱褙臣负责书籍装订，书籍发生破损，也由裱褙臣负责修补。明末清初，随着书籍的普及，书籍在使用中发生破损或在保管中出现问题，修书需求日盛，“古籍修复”便作为一门技艺被单列出来。

　　从事古籍修复工作不但要熟悉历史上各个时期典籍的版本与装帧形式，还要了解各个时期典籍所用纸张及不同地域的装帧风格。操作中，更需要有娴熟的技艺。修复一本典籍往往涉及诸多工序，一招一式皆有其规范与标准。

　　业界公认古籍修复有南北派之分，北派代表为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中国近代古籍修复大师张士达；南派的代表人物为当时上海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专家曹有福，刻碑圣手黄怀觉等。

　　然而不管是张士达还是曹有福，抑或是黄怀觉，在解放前进入公家藏书单位之前均为个体户，如张士达为北京琉璃厂的书商，因身怀修书绝技，京畿之地的文人学者慕名而来找其修复古籍者众，曾为鲁迅、郭沫若、冯友兰、郑振铎、李一氓等先生修过书；黄怀觉为海派画家、收藏大家吴湖帆的专职修书艺人，穿梭往来于吴湖帆、刘海粟、张大千、齐白石等画家群体间，成为他们的座上宾。

　　1956年公私合营，个体户全部由国家接收，张士达经赵万里介绍进入北京图书馆；黄怀觉经吴湖帆引荐给顾廷龙进入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后四馆合并为上海图书馆)。曹有福原为苏州大户人家修书，后进入上海图书馆，因年事已高，进上图没几年便退休了，关于他的生平经历，几乎未留下片纸只字。

　　解放初期，全国仅有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有专业的部门从事古籍保护和修护工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其他省市图书馆包括博物馆，基本上没有这方面专业人员。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遂成为解放后全国最早的古籍修复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成为全国各省市藏书机构古籍修复方面的主要骨干力量。

　　有迹可循的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至今不过三四代人，然而不管顺着哪条脉络追溯，近代古籍修复技艺的源流都绕不开张士达。

　　从学徒到古籍修复“国手”

　　古籍修复虽然自古就有，但过去都是依托于古籍装订而存在。真正作为一门技艺被单列出来是近代的事。

　　大名鼎鼎的北京琉璃厂在清初是各地进京赶考的举人们的聚集地，逐渐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和文化街。各地书商纷纷在这里设摊、建室出售藏书。一些破旧的教科书、读物流通到市场，由小作坊老板操刀修补后，可继续上架售卖；一些比较上规模的古书店则有一两个伙计专门负责装裱修补。他们修书的目的不是讲究质量，而是要求书的外表干净、完整，以卖得更高价。也有一些奸诈书商，谋求暴利，将一套线装书，修补的时候里边多衬纸，将四册书拆分成八册，这可能就是初级的修补。

　　国图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古籍修复北方代表人物张士达就是从琉璃厂的古书店里出来的学徒。据张士达的关门弟子，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邱晓刚介绍，张士达(1902-1993)十六岁时就到北京琉璃厂肄雅堂古书店做学徒。肄雅堂开设于清光绪年间，是京城装裱修复最负盛名的古书店之一，除收售古旧书籍外，还装裱修复碑帖、书籍、字画。另一家为肄文堂，当时的京城修复装裱高手几乎均出自这两家。

　　张士达在肄雅堂古书店学徒三年，满师后又在那里干了四年。之后自己开办了一家古书店营生。因身怀修书绝技，在经营古书店期间，不断有文人雅士慕名而来找他购买、装订和修复书籍，比如鲁迅、郭沫若、郑振铎、冯友兰、赵万里、李一岷等。张士达与赵万里私交甚好，每次收到好书，都会留着请赵万里先过眼，赵万里亦非常欣赏他。1956年，北京图书馆欲寻访书业中装订技术高超的人士到馆里任职，时任北京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的赵万里就将张士达引荐到北京图书馆。

　　“据先生回忆说，赵万里先生说开始只知他懂书，可后来看到他装修的金镶玉后，才知道他书修得也特别好。北图的宋、元版本的修复和装订工作，当时都由赵万里先生指名让张士达先生做的。”邱晓刚说。

　　过去修书不像现在注重修书档案，所以目前已经很难搞得清楚哪一本是张士达修复的。不过据邱晓刚介绍，南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蟠室老人文集》是目前世上唯一的一本明确记有修复者姓名的古籍，也是一本明确记有张士达大名的海内外孤本。

　　同时期的上海图书馆聚集了另两位国内顶尖的修复高手，一位是曹有福，他实际上是古籍修复南方的代表人物；另一位是黄怀觉，在南方以刻碑技艺著称。

　　关于曹有福的资料现在只留下只言片语。据曾经师从张士达、黄怀觉的原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赵嘉福介绍，“这位老先生(曹有福)是苏州人，我1961年进上海图书馆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年已古稀，是苏州一户人家专门推介过来的，1950年代进馆的时候就已经超过六十岁了，所以图书馆不能把他作为正式编制，算作特聘人员。但是很可惜，因为‘文革’之故，关于这位老先生的宣传不多，他的个人资料都没有保留下来。”

　　与张士达类似，黄怀觉(1904-1988)亦是学徒出生。他十三岁就到苏州徵赏斋碑帖店当学徒，六年满师时，他已学会刻字、拓碑裱帖、抚拓钟鼎彝器等一手好技艺。

　　据黄怀觉的儿子黄昌午介绍，父亲满师之后曾替南通的实业家张骞刻过碑，后来来到上海在书画家、收藏家吴湖帆家里专职为其修复拓片，一直工作到解放前夕。“吴湖帆家里堆满了各种珍贵的书画、碑帖、古籍，我父亲在他家里主要修复拓片，拓、刻、裱都做。”

　　“张大千、吴湖帆、刘海粟三个才子他们一直来往的，刘海粟住在复兴路512号一幢小洋房，吴湖帆住在嵩山路88号，很近，十几分钟就到了，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所以这些人我父亲都熟识的，除了吴湖帆，我父亲替刘海粟、张大千、陆俨少、王伯敏等都刻过碑。”黄昌午说。

　　“当时有名的画家、收藏家的好东西都要请我父亲去做的。”黄昌午说，“齐白石也经常写信到我家里来，问我父亲什么时候回来(苏州)探亲，叫我父亲刻些他画好的满意的作品。我父亲专门有个书房，叫齐白石住的，小孩子不能去打扰他。”

　　解放以后，因为公私合营，吴湖帆不好再用工，就把黄怀觉推荐给顾廷龙进入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后四馆合并为上海图书馆，黄怀觉就到上海图书馆来工作了。

　　据黄昌午回忆，解放后黄怀觉跟吴湖帆还一直保持联系，“(吴湖帆)拿来什么东西(我父亲在)单位里是不好做的，就拿了东西回无锡，由我大哥、二哥做，一边做一边教我们。”“我父亲很严格，拿到(修好的东西)后不直接送去，要检查一下，看做得好不，做得不好要被骂：‘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你是代表我来做的……’检查好了，才让我送到吴湖帆家，就是这样来来往往。”

　　从张士达到曹有福、黄怀觉，从学徒到个体户再到进入公家单位谋差事，老一辈手艺人几乎都走过相同的发展路径。其共同的社会背景则是1956年公私合营，私营经济不再允许存在，个体户全部由国家接收。据赵嘉福介绍，当时政府把原来裱画的个体户集中起来，成立一个“裱画合作社”，派专人管理。1958年之后，这个合作社又解散了，社里裱画手艺最高超的师傅被选派到上海博物馆去了；水平略逊一点的师傅到上海图书馆去，因为图书馆不像博物馆以字画为主，主要是修文字资料，未必见得要技艺最高超的；三流的师傅就被工艺美术公司接收，到工艺美术厂裱出口的字画。从此私人裱画就没有了，直到改革开放后允许私营经济存在了，私人裱画又发展起来。

　　也因为这拨老先生的充实，解放初期，只有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有专业的部门从事古籍保护和修护工作。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古籍修复作为一门传统技艺，过去一直采取的是师徒相授的沿袭方式。师父怎么修，徒弟学到手就怎么修，跟哪个师父就学成哪个样。好在不管是南北派之别，还是不同师父的修复习惯之别，都只在具体手法上有所差别，“整旧如旧”的原则一直是古籍修复的最高境界，亦是文物保护领域的共识。

　　据赵嘉福介绍，古籍修复的南北派之分，不代表它们的水平有高低之分，主要是根据南北方气候地理环境不同，造成它们在操作顺序、修复手法上有所区别。比如北方因为气候干燥，古籍风化、焦脆的情况就比较多，很多书一拿都脆的，针对这种情况只能整页托裱(在待修书叶的背面涂满浆水，覆盖一张新的纸上去)；南方的古籍，因为天气潮湿，被虫蛀或发霉的很多，往往需要去霉、书页孔洞补破。如果在南方整页脱裱的方法用得多了，用的浆糊也多，会更容易招虫蛀，所以在修复处理上要有区别。

　　“另外南北派之别可能跟人的性格也有关系。南方人秀气，做事比较细腻；北方人豪爽，做事比较粗犷。”赵嘉福说。过去也时常发生南北方的师傅互相不买账的事情，比如南方师傅嫌北方师傅干活粗糙、北方师傅嫌南方师傅不够利索。“去看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裱的画，两者肯定是有差异的。”

　　曹有福、黄怀觉来到上海图书馆之后，1960年代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方面又新进了几位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其中就有现在古籍修复领域最资深的专家赵嘉福和潘美娣。赵嘉福跟着黄怀觉学习刻碑、拓碑、装裱碑帖；潘美娣跟随曹有福学习古籍修复与装帧。之后二人又去北京师从北派高手张士达学习，南北方的修复技艺都有所涉略。回忆起当初学艺经历，二人都觉得过去的师父比较传统保守，“一般都不大愿意多讲的，所有流程，师父示范一遍，你就按着去做，做得好与坏，师父看在眼里，也不会多说，而我们也不敢多问，主要靠自己琢磨。”

　　“当时是订师徒合同的，有几条规定比如‘徒弟要尊重师父，师父要包教包会’。当时我们很小，规矩很多，所以一定要懂得察言观色。比如上班一定要比师父先到，师父的茶水都要备好；师父在做活，他一转身，马上主动拿毛巾擦台子。如果你擦得不干净，他看见了也不会骂你，眼睛瞄瞄你、瞪瞪你，你就感觉不好了。”

　　“你要学到手艺首先要利其器，比如一把刻刀，他给了一把毛坯的很粗糙，你要自己去磨这把刀。至于怎么磨，要自己琢磨师父的刀。你磨着磨着，他光听你磨刀的声音就知道你功夫到家没。要学到什么程度呢？比如他在刻，他的那把刀我帮他磨，他愿意给我磨说明我磨刀水平过关了；如果他说不要不要，你放那里我自己磨，说明你的水平还不到。”赵嘉福说。

　　潘美娣记得进馆第一天，师父曹有福让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古籍修复中用于固定书页的纸捻钉。“他先用皮纸搓一个当样板，然后就给我一沓纸，让我自己搓，他一句话也没说。一开始，我搓出来的纸捻钉都像小麻花那样，虽然也能用，但是很不美观。为了搓得跟师父一样，我只能自己留心琢磨。一个下午过去，最后师父开口了，‘好了，不用再搓了。’那时，我搓出来的纸捻钉已有半抽屉多。但是搓纸捻钉的半天时间让我享用了一辈子，第二年，我被派到北京图书馆，跟着北派高手张士达老师学习，张士达老师一看我搓的纸捻钉，马上说：‘这丫头搓得不错。’过去的师父不轻易夸人，这算是很高的褒奖了。”

　　进馆没多久，赵嘉福和潘美娣就被派往北京图书馆参加为期两年的古籍修复培训班，师从北派高手张士达。“张士达先生做旧的功夫是有一手的。”赵嘉福说，他曾利用中午张师父回去吃饭的机会，偷偷拉开师傅的抽屉看，想看看师傅都有什么独门秘诀。“我一看什么东西都有，一小包一小包像泥土，还有黑黑的像锅灰的，这些可能都是他的做旧工具。比如一本书封面破掉了，像一个水平高的人拿材料修补好以后你看不出是后补的，感觉是原配，其奥妙就在于做旧。因为你补上去的材料往往是材料协调，但是颜色不协调，要做做颜色，做颜色的学问很深，就像画画一样，颜色调色很不一般。”

　　赵嘉福说，“做旧”算是古籍修复中的传统技艺，但是修复古书是否要“做旧”，顾廷龙馆长的看法比较不一样。顾廷龙是版本目录学家，解放后历任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其在文物保护理念方面一直非常超前。“他认为一本破损的书，修补的时候只要配纸的纸质相同，(比如一本线装书你就要拿原始的手工纸去配，有旧纸配那最好，没有旧的纸，新的手工纸只要跟它接近，)补完整就可以了。至于页面内容的残缺部分，比如线装书的框、线的缺失部分，有人会在修好之后用毛笔补上，甚至上面缺了一个字，如果知道这是什么字的话还要补一个字上去。顾馆长是反对这么做的，因为它原来的真实面貌是这里缺了一块，少了两个字，现在补上去的字是后加的，非但不是真实，还有作伪之嫌。”

　　古籍修复的“最少干预原则”、“整旧如旧原则”、“可逆性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原则”等几大原则现在已经成为古籍修复界的共识，以文本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古籍修复工作者遵守的规范与标准，但它是由过去几代古籍修复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总结完善的修复理念。

　　在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潘景桢等这些老先生他们都视书如命的做法，也直接影响到了潘美娣对书籍的态度。“比如拿书，他们拿书都是两手捧的，书口都是朝里面。如果方法不对，老先生马上就不高兴。我们还不能用下巴磕这个书。”“顾馆长常说对于古籍而言，片纸只字都是宝。因为一个字、一个印章，对古籍的版本鉴定可能就起到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指尖上的“绝技”

　　古籍修复是一项特殊技艺，从事古籍修复工作不但要熟悉历史上各个时期典籍的版本与装帧形式，还要了解各个时期典籍所用纸张及不同地域的装帧风格。操作中，更需要有娴熟的技艺。修复一本典籍往往涉及诸多工序，一招一式皆有其规范与标准，这对从事典籍修复人员的素质修养及操作手法要求极高。

　　从十八岁还是一名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开始，潘美娣就在这古籍修复的工作台上????地挑动着片纸只字，到如今已经满头银发，潘美娣依然在重复着同样的事，半个多世纪多过去了，只是指尖上的技艺更加娴熟了。

　　从上图退休之后，潘美娣又被中山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特聘为古籍修复专家。摊开那个跟随她走南闯北快半世纪之久的工具包：马蹄刀、排笔、鬃刷、针锥、竹起子、棒槌、平面铁锤、镶竹边木尺、切纸机、卡表……全然一副“手术”前的架势。这些工具现在是每一位古籍修复师的标配，可当初一支毛笔、一瓶浆糊就是所有配备了。不过潘美娣的工具包内还有几件特殊的工具，比如牙医刀、眼科医生的镊子……“一次我去看医生，发现眼科医生的这个镊子不错，可以用来慢慢揭一些东西，于是都借鉴过来用到古籍修复上。”

　　古籍破损的原因形形色色有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虫蛀鼠啮、霉蚀、酸化、老化、使用中的磨损等。针对不同的病因，古籍修复师都要开出不同的修补方案。一般来说，专业修复古籍，采取这样的步骤，首先要将粘连的古籍分页，使用的手法主要有“干揭”、“湿揭”等几种，有时候不得已，还会使用“蒸揭”的做法，用蒸汽给古籍粘连的部分增加一些水分，便于揭开粘连页；分页之后，开始进行定位修补，并使用盖板压平的方法，再将古籍书叶中的水分除去，按古籍处理前的样子将书叶折起，最后再经过一系列专业手法处理，将古籍尽可能地恢复原状。

　　对于霉变的书籍要先经过洗霉处理。虫蛀的修复工作最为复杂，一般第一页最上面和最下面的部分最容易被损坏，业内称之为“打坑道”，有的是一个虫眼从第一页直通最后一页，被戏称为“钻井队”，这两种损毁修复起来都比较棘手。

　　潘美娣曾经碰到过的较为极端的案例，是修复太仓明墓出土的已经结成一块块又黑又臭的“饼子书”，这在一般人看来几乎不可能再复原。

　　据潘美娣介绍，1984年，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组接到这批共四十余册出土古籍的修复任务。因为这批书是陪葬品，与墓主的尸身放在了一起，几百年下来，已经被尸体腐烂后的血水浸泡得成了硬邦邦的砖书了。他们制定的修复方案是，先清洗，再揭页，最后配纸、托裱、装订、函套。

　　“揭页是古籍修补成功与否的关键，揭页时，先找突破口，再用针轻轻挑动，用嘴轻轻吹气，待突破口扩大，再按纸张纹路轻轻斜揭。”潘美娣说。

　　那次揭页中，遇到最大的麻烦就是书页揭到最薄几层时就再也揭不开了，造成重页现象。于是潘美娣自创了“夹揭”的方式：取两张毛边纸，反面刷上托裱书用的浆水，将重页的书页夹在中间，干后连毛边纸一起试揭，重页的书页就会粘贴在各自一边的毛边纸上，重页即变成两张单页。这批书前前后后共花了一年的时间才修好，现在完好地被保存在太仓博物馆内。

　　这种“夹揭法”后来被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专家邱晓刚进一步发展运用。邱晓刚在1980年先是师从潘美娣学习古籍修复，后来又成为82岁高龄的张士达的关门弟子。他可以将一张薄薄的纸一揭为二(而非重页)，成为他在古籍修复中的一项独门绝技。比如我们时常会耳闻过去有技艺高超的书画装裱师傅，书画作伪，可以从一张画的真迹上揭下来一层，一幅就变成了两幅，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经常会有一些书画“双包案”。

　　邱晓刚说，他最薄可以将0.015毫米的纸一揭为二。这种“揭裱”的绝技可以运用到一些脆化、老化的古籍比如民国文献的修复上。针对脆化老化的民国文献(双面印刷)，其传统的修复方式是选用一种日本的美容纸(这种纸薄如蝉翼)，对一面的书叶进行整页托裱。托裱完之后书叶可以正常翻看，不影响阅读，但终究被蒙上了薄薄的一层纸。而这种美容纸只有日本生产，国内大量的民国文献修复非常缺这种纸。

　　而邱晓刚通过“夹揭”的方式，将待修书叶一分为二，揭开之后在中间加一层皮纸，把破损的地方修复好，再合在一起，从外观看，修好的书叶除了厚度增加了，其他没有任何变化。

　　古籍修复传续之道

　　古籍修复是一项古老的技艺，或许伴随着古籍产生它就已经存在。近代古籍修复技艺高超的老先生当然不止张士达一位，但是却鲜有那些老先生的资料传世。而今古籍修复言必提张士达先生，因为他得到了“国手”赞誉，但也难逃“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江西农村的命运。

　　传统社会很多大收藏家家中都会有这样一批修书艺人，帮助他们修理、保护、打点书籍，但多半以匠人视之，鲜少有像对待黄怀觉一般视为座上宾的。

　　“古籍修复过去被视为手艺活，是工人做的事，档次不高，从业者少。”邱晓刚当初在南京图书馆选择做古籍修复时，身为南京图书馆副馆长的父亲也是极力反对。“他比较看不起古籍修复，认为是图书馆的编外人员，还是希望我去学图书馆学。”上海图书馆文献保护修复部主任张品芳记得，同她一起参加1989年培训班的那一批学员，有相当一部分耐不住清贫和寂寞已相继离开修复岗位。另一方面，社会上对于古籍修复的需求一直都存在，比如当初顶替黄怀觉进上海图书馆的黄怀觉幼子黄昌午早在退休前，就不断有老先生找其为他们装裱拓片、修复古籍，如唐云、程十发、朱屺瞻……

　　传统古籍修复技艺的习得都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形式。赵嘉福的徒弟，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师张品芳和碑帖修复师邢跃华算是上海图书馆最后通过师徒相授习得技艺者，之后这种古老的传承方式就已不复存在。直到2013年，国家又成立古籍修复传习所，恢复一对一的师徒相授方式。

　　据十年前的一次统计，全国博物馆、图书馆内部的专业古籍修复人员还不到100人。但是全国亟待修补、保护的图书浩如烟海，据国家图书馆2012年的统计，全国包含图书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等在内的公藏单位有3800多家，拥有古籍总量超过5000万册，其中有一半以上需要修复，这还不包括修复了之后又损坏的。

　　再来看看古籍修复的速度。一本破损并不严重的清代家谱可能需要10个工作日；一套霉蚀严重的《管子较释》可能要花去一两年时间。2012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有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进行3年(2009年以来)以来修复古籍数量的统计，国家图书馆是三年每20人修10万5千叶，上海图书馆是三年每26人修73万7千多叶，中山大学图书馆是三年每12人修3万6千多叶，山东省图书馆是三年每9人修6千多叶……

　　浩如烟海的待修复的古籍与缺乏的古籍修复人员、缓慢的古籍修复速度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关键节点在2007年。2007年，国家启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由国家文化部、国家图书馆牵头成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又在全国设立了12个古籍保护分中心，古籍保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国家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来，在本职岗位上坐了一辈子冷板凳的赵嘉福、潘美娣等老一辈古籍修复专家，一朝之间成为各大高校、图书馆所哄抢的对象。从上图退休之后，潘美娣被中山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特聘为古籍修复专家，赵嘉福则被今年刚成立的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为兼职教授。

　　“现在，古籍保护方面的人才培养主要来源于两个途径，一个是由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以及图书馆学会举办的各级培训班，主要针对古籍收藏单位的在职人员；另一个是通过高校教育培养。从2005年开始，全国已经有50多所院校开设古籍修复专业。”邱晓刚说。

　　邱晓刚是首个将古籍修复引入职业教育的人，2001年，在他的主张下南京莫愁职业教育学院首创古籍修复专业(中专)。据他介绍，“2004年，文化部和教育部联合下文要求北京、上海、江苏南京三地进行试点，把古籍修复纳入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文一下，南京金陵科技学院第一个开出了大专班(两年后金陵科技学院转成本科)，南京艺术学院是第一个开设本科教育的。”而据最新消息，复旦大学将从2015年开始招收国内首届古籍保护方向专业硕士，中山大学将紧随其后开设硕士点。

　　谈及于此，邱晓刚又不免忧虑。像他们这样老一辈的古籍修复师，手上功夫够硬，却因为学历不够，在评选职称问题上处处被卡，然而几乎是一夜之间，古籍修复需要硕士生、博士生来从事，不是硕士生连用人单位的门槛都进不了。

　　“国外从事古籍修复分高层次和中低层次，他们是通过几十年发展过来的，我们一下子从没有学历到需要研究生学历来从事这项古籍修复工作，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邱晓刚说。■

　　(实习生张舒、唐雯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