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集邮协会会刊《北京集邮》创刊号。
集邮在收藏领域中可以算是“小道”，只是因为60年以来我与集邮有着不解之缘，因此留下值得记忆的东西多一些，也可以算是北京收藏中的一个小题目罢。
北京集邮的历史
邮票这种东西从1840年算起，至今也才不过170多年的历史，中国人开始集邮的时间就要更晚些，起初是在上海的洋人组织起自己的集邮组织，而且拒绝中国人参加。不久上海的周今觉于1925年组织起中国集邮爱好者的中华邮票会。上世纪二十年代袁寒云在上海，受其影响，也热衷此道，并以其财力的丰厚，所藏甚富。于是沪上邮商林立，吃这碗饭的大有人在。在集邮者中后来成为大家的也多在上海，像1930年代就颇有名气的马任全、王纪泽、屠松鉴、史济宏和邮商兼集邮家李辉堂、陈复祥、钟笑炉等人。至于北京，在民国时期从事集邮活动的虽然也不算少，但是相比上海就逊色多了。实际上北京在三四十年代并没有像样的集邮组织。较为有名的集邮家也不过像早年的汪子年，和后来的崔显堂、赫崇佩、水泗宏、王席儒等十余人。有些人是1949年以后因工作或其他原因才与北京的集邮发生联系的，如夏衍、周贻白、姜治方、张珩和邮学家吴凤岗等。
夏衍是五十年代到文化部工作后才与北京集邮发生联系，他的藏品中，以整版的“红印花加盖小字‘当四分最为珍贵。张珩是收藏大家，但是集邮只是其中“小道”，并非专以此为务。吴凤岗与我相交近二十年，除了集邮之外，我们是其他方面趣味相投的忘年至交。周贻白是场上案头皆精的戏曲家，他的集邮始于五十年代，是用稿费买了不少外国邮票，他的部分邮票我也见到过，水平并不高。水泗宏是北京政府耆旧水孟庚(钧韶)的长子，妹夫就是荷兰作家高罗佩。他的老英属地邮票和封简堪称是北京最好的，我们两家是世交，又是同好，虽然他比我年长30岁，但来往颇多。赫崇佩所藏精品不少，如最近在嘉德拍卖的1919年科布多寄北京的民国帆船一版邮资明信片，可谓是存世仅见的孤品，赫崇佩也是老新光的会员，在七十年代末曾买了假票，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打眼”，但是在那个时候被许多刊物奚落为利欲熏心，还被画了漫画丑化，可怜老赫郁郁而终。还有一个袁香举，是东北人，也在北京住过，1949年以前也在南花园经营过邮票，他的日文很好。1985年，袁香举已经七十多岁，他和我一起被选为“老”和“青”的代表，会见日本集邮协会的会长市田左右一。那日担当翻译的人对许多集邮术语不通，老袁一急，就用日语和市田交谈起来。正是因为没有遵守事先的规定? 不许和市田做日语对话的外事纪律，而被当场呵斥，从此不能参加许多活动。这些人我都见过，有的还有过不少接触，当然，以我的资历和年齿，自是视为前辈先进了。
另有一位应该提到的则是刘铭彝先生，他是北京集邮会的发起人之一，曾于1948年参与创建北平邮票会并出版了《北平邮刊》，当时北平邮票会是假座北京青年会成立，会期两日，选举郑汝纯为会长(后来移居河南)，刘先生是理事，但是邮刊一事都是刘铭彝先生一手经办，这是1949年之前北平有影响的集邮刊物，虽出版仅十期左右，但是颇为著名。我与刘先生相识多年，某次在怀柔开会，铭彝先生还给我讲过1948年他在北平电台举办集邮讲座的旧事。70年代末，百废待兴，彼时成立的“北京鼓楼集邮研究会”当属东风第一枝，当时的中年集邮家朱祖威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人物，可惜也于前年离世了。
我的集邮史
虽然我家里没人集邮，但却有些旧时的邮票，从上幼儿园开始就给我玩儿，于是我的集邮应该说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老祖母看到我摆弄邮票，就对我说中国曾经有个“集邮大王”如何如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个“集邮大王”就是上海的周今觉。当集邮公司开业的时候，我和家人在“华宫”饭后也曾进去参观过，可惜印象不深，但我觉得那是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1956年的夏天，我上了小学一年级，这所小学在王府大街的救世军的北侧，是历史悠久并且很有名的培元小学(后来改为王府大街小学)，于是距离集邮公司更近了。同班同学中有不少集邮的，都将自己攒的邮票带到学校来，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拿出来显摆，我也将我的几十张邮票带来和同学们一起展玩。后来，不知是谁提出放学后去东华门集邮公司去看邮票，大概是在二年级的上半个学期，我们就开始经常在放学后相约去东华门的集邮公司。
那时的集邮公司门面算是很气派了。左右两扇玻璃大门，大门的两侧各有一座很大的玻璃橱窗，展览些新邮、邮刊和集邮用品。营业大厅是大理石的地面，正对大门有四根正方形的厅柱，每一面都有玻璃橱窗，环绕大厅的东西和北侧是三面的橱窗，这些橱窗里分别展示着各种邮票。正对大门的南侧是方形三面柜台，营业员在里面为顾客分拣所要的邮票。
几十年来，许多往事可能都有所淡漠了，但是集邮公司里的场景却恍如昨日。大厅西侧的两根方柱四面是展示外国的新邮，而东侧的两根方柱四面是中国新邮和解放区邮票。那时的集邮公司除了中国邮票之外，只出售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邮票。我还记得整个大厅里最贵的一枚邮票是陈列在北墙的“湘赣边省赤色邮票”，标价是100元，这在当时可谓是天价了。其他纪、特邮票如后来发行的金鱼、黄山、牡丹、菊花、梅兰芳邮票和小型张都是按面值出售的。
无论是中国邮票还是外国邮票，除了编号之外，一般都有两个标价，即新票价钱和盖销票的价钱，如果一时售缺，就会在标价上挡一块小纸片，以示售缺。除了中国邮票，外国邮票中的匈牙利和波兰邮票印得最为精美，也卖得最快。我们这些小学生都没有什么钱，有的同学就是省下吃早点的钱去买邮票，因此我们那时只能选择比较便宜的盖销票了。一般大套的外国盖销票只要几毛钱，而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就是很贵的了，一般的多是几分钱或一两毛钱一套。每次买上一两套票，就已经十分满足，能高兴一个多礼拜。
周六、日是集邮公司最忙碌的日子，人们要先在柜台上自己取一张小纸片，浏览了橱窗之后，将想买的邮票编号写在小纸片上，再去排队，依次将小纸片递给营业员，营业员按照顾客纸片上的编号从背后一层层的小抽屉里取出顾客所要的邮票，装入一个个印有“中国集邮公司”字样的小纸袋(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那个年代的小纸袋)，一份份地排好，而顾客再排队等着交钱后拿到自己要的邮票。整个营业大厅虽然人头攒动，但是秩序井然，营业员的态度都非常和蔼耐心，这种景象至今都能再现在我的脑子里。那时的集邮公司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像夏衍、张珩、周贻白等都会像普通集邮者一样在那里选购、排队。当然，青少年总是人数最多的群体。
那时天津的集邮家如林崧、黎震寰等前辈也来北京集邮公司购买邮票，林崧先生是老一辈的中国妇产科专家，因为与北京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同姓，又是同乡同里，因此被讹传为林巧稚的弟弟或兄长，其实林崧比林巧稚岁数小，他们确实很熟悉，交往很多，但没有血缘关系，却在妇产科方面都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林崧来北京集邮公司购买邮票的气魄很大，那时梅兰芳小型张每张3元，林老一次就购买了几十张，令北京的集邮者看了咋舌。黎震寰是京奉铁路的高级职员，收藏颇丰，尤其对清代大龙邮票有很深的研究，1988年，我们在北京故宫漱芳斋纪念清代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的纪念会上相识。
集邮中的政治
从集邮公司开业伊始，那门前就开始聚集着集邮爱好者，除了在营业大厅买邮票之外，也在门口交换邮票，于是这就成了集邮公司开业以来热议的焦点。这里面有几个对于当时来说特别敏感的问题：一是集邮要不要通过交换流通？这种流通以什么为依据？邮票作为邮资已付的凭证之外，是不是商品？可不可以具有其作为商品的价值？在交换中能不能用货币补偿差价？这在今天看来丝毫不是什么问题，但对于当时来说却是谁都不好回答的问题。二是除了中国邮票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邮票之外的其他邮票能不能也纳入交换的范畴？当时，通过一些其他渠道，例如印尼归国华侨等携带入境的邮票(当时印度尼西亚邮票和欧洲其他国家邮票也见于门外的交换场所)能不能在此交换，能不能收集？三是集邮的题材，什么能收集，什么不能收集，应当如何给集邮活动定位？集邮公司也从开业以来就为此大伤脑筋。对聚集在营业大厅的集邮交换者基本上是采取劝阻和驱赶的，但对于门外的集邮爱好者从事的交换活动以及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就很是为难。那时的总体原则是：邮票可以通过交换互通有无，但是不允许使用货币买卖，对用货币补齐差价的问题始终是在模棱两可之间，没有明确的规定。至于收集什么邮票，那时是首先提倡收集中国邮票，主要是新中国邮票。
为了因势利导，集邮公司也曾召集过几次集邮爱好者的座谈会，我那时年纪小，没有资格参加，但是像李近朱(中央台《话说长江》的总编导)、王泰来(北京集邮家)等比我年岁稍大些的，都被当作青少年集邮者代表召集开会讨论。关于“资本主义”国家邮票不能收集的问题则是没有商量的，结论是一概不许收集和交换。实际上，在大门外也是屡禁不止，少数其他欧美国家的邮票照样交换、买卖、流通。
“文革”开始，中国集邮公司的东华门营业大厅歇业，中国的集邮活动停滞了十年。我的集邮也在此期间停滞，我所有的邮票都化为灰烬，集邮公司的大门关闭了，而我童年和少年时代那一扇金色的大门也在我的身后关闭了。若干年后，我曾写过一篇散文?《花花绿绿的小纸头》，回忆了那难忘的十年集邮生活，颇多伤感。
七十年代末，坐落在东华门的集邮公司重新开业。那时已经没有了外国邮票业务(据说库存的外邮已经在“文革”中作为“四旧”而全部销毁)，四周墙壁的橱窗中陈列的都是最新发行的中国邮票。那时最新发行的茶花、奔马、西游记等都能随便选购，而且都是面值价。比较特殊的像为香港邮展发行的山茶花加字小型张，为里乔内邮展发行的长城小型张，则在两元的面值价上再加五角钱，已经觉得很贵了。
我还记得一件往事：那时我已经在医院上班，每周三要骑着自行车到东单三条的中华医学会去听学术报告，回来路过集邮总公司时，看到发行不久的生肖猴票，整版80枚，按面值是6.40元一版，于是就随便买了一个整版。刚回到医院，遇上在我院实习的基建工程兵两位女军医，大家都很熟悉，她们很喜欢这版猴票，非要我让给她们，说等我下周再去听学术报告时可以再买，于是不容分说，每人给了我3.20元，硬是各撕走了半版。等到第二个礼拜我再去听报告时，集邮公司的柜台上说已经售罄，至于什么时候会再来货就说不好了。在那个时代，从来没有囤积居奇的意识，真的想等几天再来买。走出大门，有人拿着猴票在兜售，一枚8分的猴票竟卖到4角，看看后拂袖而去。而今天一版“猴票”的价格已经升值到一百万了。
我再度恢复集邮后专力收集世界动物邮票，此后三十多年来收集了自1853年以来世界各国和地区发行的几乎全部动物邮票。日本的《世界动物切手图鉴》曾是最具科学性的按图索骥工具，可惜在水原明窗先生去世后没有了资助，这本图录未能够继续出版下去。当时，这本图录的编者岛津安树朗和朝妻昌彦、功力欣三都与我有通讯联系，对我有许多指导，可惜几位也陆续作古。
那两年，东华门集邮公司的门前又聚集了大量的集邮者，我又经常去那里了。不久后，集邮总公司搬到了和平门，东华门的灰色小楼成为了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的办公地点。再后来，我当选为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二、三届的理事，第二、三、四届的学术委员。经常来到这里开会办事。集邮公司的东侧一直都有个小门，通过一个夹道后可以直到楼上，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觉得那扇门里是个神秘的地方，楼上究竟是什么样子？那里有多少邮票？始终是我梦寐中的想象，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我也能从那个小门进出，登堂入室，这是我在少年时代想都不敢想的事。
口述：赵珩 采写：李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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