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完的书页最后还要按顺序整理好，还要进行装订。
许多工作都要在放大镜下完成，用镊子拼缝是个细活儿。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杜伟生用这样的话形容自己修复古籍时的心情。“修坏了，那就是千古罪人！”所以每次修复古籍，他都会反反复复研究，寻找合适的方法对症下药。
说到古籍修复，就不得不提到杜伟生这个名字。作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古籍修复专家，在30多年的古籍修复生涯中，杜伟生研究过《赵城金藏》的修复，也参与了《永乐大典》及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2001年，由他主要执笔完成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
中国现藏古籍文献总数超过3000万册，仅国图就馆藏200万本古籍，善本占了十分之一，其中一些孤本的价值更是珍贵。但从事古籍修复的人才全国不足100人，真正经验丰富又了解相关科学技术的不足20人。
“做这一行，必须得心灵手巧。”杜伟生说，“因为涉及版本学、印刷史、造纸史、美学和历史等多种学科，对修复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毕竟是和无价之宝打交道啊！”
杜伟生1990年曾赴英修复整理敦煌遗书，在大英图书馆度过了半年的时间。“英国人不会修中国的文书，一方面是技术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他们不懂中国字，不知道残片如何排列。”杜伟生说，“大英图书馆的敦煌遗书有14000册，8450号以后都是我整理的。全世界现存中国文书共约5000万册，有上万种纸，每种纸都有其特性，善本的修复只能根据经验，全手工操作。”
中国国家图书馆拥有各种馆藏古籍善本和殷墟甲骨近200万件，其中一半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需要修整。然而全馆却只有十几个人从事这些文物的修复工作。这样下去，要修完所有被损坏的馆藏古籍文物需要500年。“就算修复敦煌遗书，也还得再修十多年。”
杜伟生说：“在英、法等国，硕士、博士从事古籍善本修复工作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我们断代很厉害，缺乏35岁以下的新生力量。”杜伟生对此很忧虑：古书修复终究不是一门热闹的学问，终日埋首旧书堆，需要耐得住寂寞，又要守得住清贫，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记载是需要从我们手中传下去的。
“古籍修复得好与坏，现在谁说了也不算数，后世见到这些修复的古籍说好才是真的好。”杜伟生说。
文并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