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刘熙《降名?释书契》云：“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从研的生发至砚的形成和发展，无不体现着华夏先民“制器尚用”、“器以载道”的造物精神。
2008年，洮砚制作技艺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洮砚制造过程中所体现的传统造物精神和其本身蕴含的文化意象，才是洮砚最具审美价值的因素，也是洮砚在今天仍能被景仰的原因。但是由于长期缺乏专业砚文化研究及推广宣传，致使人们提及洮砚只说产地而不谈文化……
丢了实用性的洮砚
有时候，李子建特想不通，倒不是因为多掏钱的问题。
“常常你多掏点钱反倒让别人觉得你脑子有‘问题’。”李子建在临洮有自己的工作室??树静斋，一个专门从事洮砚设计制作的作坊，有五个“老”雕刻师，学机械设计出身的李子建负责设计。
“比如买一块石材，我告诉卖主，你把上面自己雕的那些东西磨掉，我就多给你钱。”李子建说，他这样的开价方式常常让卖主一边磨一边嘟囔着??想不通他这是为什么？
其实李子建自己也特想不通，“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好好的一块好洮砚石让满满当当的图案给占完了，砚池小的就只能成为一种象征，砚最基本的研墨的实用性都丧失殆尽了，哪里还是砚啊？”
多花钱买回来的洮砚石材，李子建会重新进行设计，然后让雕刻师重新进行雕刻。重新设计的第一理念就是保证洮砚的实用性，也就是一定要给砚池留有余地。
李子建个人很看中洮砚的实用性，他说看那些真正制砚大师的作品首先都是具有实用性的，“砚是一种工具。”
他讲了个曾在砚行业传得很开的笑谈，曾有人送给书法大家启功先生一方名贵砚，不料等到启功先生用之研墨写字时，居然磨了几个时辰没能磨出墨来，“砚不能研墨，要之何用？”一怒之下，启功先生将那方名贵砚给扔掉了。
笑谈归笑谈，洮砚“实用性”的逐渐式微却是客观存在的。
“纵观洮砚的发展史，发端于初唐兴盛于宋，一千多年来，无论其雕刻的简与繁，雅与俗，简构与繁复，其实用的功能都是明显的，‘用’一直是包括洮砚在内的所有砚台的最重要的属性，其雕刻和表现手法都以适之于用为前提。砚的审美，也是建立在‘用’之上和由‘用’而引发的精神愉悦和美的感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砚台仿制(创)作由于受西方文化、当代艺术和人的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墨汁、硬笔以及电脑等科技产物的冲击，大部分砚台明显地张扬着工艺雕刻的意义而忽视砚台的‘用’之功能，重赏而轻‘用’之风愈演愈烈。”甘肃洮砚研究协会名誉会长、书法家秋子说。
经常写书法的秋子现在用的一方砚台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兰州街头的一个店里淘来的，“是歙砚的，20多块钱买的，到现在还在用。”秋子说，现在的洮砚多走的是礼品市场路线，重赏而轻用。所以，尽管他后来收藏的几方洮砚制作技艺都在那方歙砚之上，但他一直没用过它们。
韩军一的“审美观”
洮砚无史。
刚刚出版了一部报告文学之后，自由作者周铁山的《洮砚史话》已写了近10万字了。
“一部保存于甘肃省图书馆的手抄本《甘肃洮砚志》可能就是现存最早也是最完备的关于洮砚的史料。”周铁山说，这部手抄本的作者韩军一生卒年不详，只是有资料显示民国初年他曾在甘肃供过职。
洮砚在宋代达到了一个高潮，彼时已名列“中国三大名砚”，颇受当时文人墨客的追捧，相传“苏门四学子”尤其欣赏洮砚，相互间以赠送洮砚为最高礼遇。
应该说以“三大名砚”为代表的砚台在中国文化的地位也几乎就是在唐宋时期达到顶峰??大量记录、赞誉砚台的诗、词、歌、赋、铭、文，以砚台为主要内容的专著达数十种之多，散见于各种笔记、文集、别集涉及砚台的论述尤为丰盛，这是中国古代手工艺品除书法绘画之外留下诗文和文献最繁盛的一个专项，也是砚台成为重要的中国文化意象之一的原因。
不过与端砚歙砚相比，洮砚的传播程度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究其原因，周铁山觉得，不外乎如韩军一在其《甘肃洮砚志》中分析的“凡物产于舟车交经之区，则其名易彰，而播易远；产于梯航难及之乡，则其名不彰，而播不易。”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韩军一的朋友丁旭在《甘肃洮砚志》序言中所指出的：是因为没有一个致力于这种文化传承挖掘整理的有心人。因而也就有了‘尚未闻有知洮砚者考其品状、记其出处、发其殊胜，归入研史，实亦艺林中一缺事。’”
尽管是一部手抄本，韩军一的《甘肃洮砚志》用14个篇章，从地理山川、历史沿革、采石制作、石材特点、雕刻技艺、洮砚交易等诸多方面，对洮砚的发展、流变与基本状况做了全面研究的考据和研究。
在今天，韩军一在《甘肃洮砚志》中对洮砚体现出来的具有相当高、甚而是前卫的审美水平备受业界推崇。
“韩军一在甘肃供职多年，曾多次深入产地实地考察，对洮砚从采石到雕刻的全过程十分熟悉，因而在洮砚的鉴赏上也具有相当高的水准。”在研究《甘肃洮砚志》的同时，周铁山对韩军一也有了认识。“他认为制砚忌过分雕琢，并直言所谓巧雕为病。”
周铁山说，韩军一的审美取向是：主张化繁为简，不事雕琢，对那种过于雕琢的做法，予以直接地批评??“此不过熟于样谱，极尽雕云镂月之能，转不若一云一月乃见淳朴。”
甘肃省工艺美术大师刘爱军把韩军一摒弃的这种“极尽雕镂之能”归于“下里巴人”之行。刘爱军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到洮砚石材产地卓尼进行了长时间的言传身教，目的就是在于“改变”??进行一种洮砚的文化不仅仅是“龙凤的概念”的理念灌输，几十年之后，刘爱军说这种改变还是有些效果的。
马胜强、卢景平这些三十多岁的洮砚雕刻师如今都在兰州闯天下，他们的经历很具有代表性：初中毕业之后就跟着村上的老艺人学雕刻，“龙凤的概念”也就是他们对洮砚最初的认识。“今天在卓尼岷县有相当的匠人还是以龙凤花鸟这些传统的东西为雕刻的主导。”说这番话的马胜强已远远脱离了老家那些匠人的模式，在外闯荡多年，从眼界到认识都有了改变，如今，他的洮砚有自己的东西，为此，他多次获得甘肃工艺美术奖“百花奖”的创新一等奖。
“砚文化是制砚活动及其物质、精神成果的文化内涵的总和，涉及到制砚文化观念，砚台的历史衍变，砚台形制，文化符号等诸多方面的综合体。特别是在砚台从文人士大夫文化走向大众文化的今天，既要延续传统的造物精神，体现时代的文化特色，还要让砚台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更要展示器有用、材有美、工有巧的砚台特性，更具体地说，砚应该成为融文学、历史、书法、绘画、雕刻和金石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品。这对制(创)作砚台的师匠们，无疑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考验。”刘爱军认为，就如今制作洮砚的队伍现状，经得起这种考验的师匠们终究是少数，更多的将被淘汰出局。
洮砚文化的没落
李子建给朋友赠送洮砚时曾遭遇过差点被拒收的“尴尬”。
朋友在未见到李子建的洮砚时，心里对洮砚有“成见”，犹豫中私下传话表示像砚台这样的古文房用品，除了书家，很少有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了，现在人制作砚台，多半是做工艺品。所以心里最忐忑的是，万一上面雕了龙刻了凤呢？再或者有福娃和海宝呢？
“言下之意很清楚，那样的洮砚是被拒收的。”李子建说等到见到自己的东西后，除过爱不释手之外，朋友更多的是惊诧于“洮砚居然也能做成这样”的慨叹中。
李子建的洮砚在上海北京等高端城市的高端人群中具有一定的市场，他的名气全是靠口口相传出去的，李子建认为他今天的成绩和他走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的路子有直接的关系。“其实我送给那位朋友的砚就是一方素砚，没有任何雕刻，取古砚谱中之式样改良，真正爱好写字的人就会喜欢这样的砚台。”李子建说他还给洮石砚台配松花石砚盒，大部分的雕工都体现在盒子上，而不在砚台本身做文章，即使非得雕刻也是在砚台的后背或侧面做文章，正面多是干净清爽。“回归洮砚本源??素砚将是我制作洮砚的一个方向，我计划过一两年工作室规模扩大后，将请江西那边的素砚师匠来这里，江西的素砚全国第一。”
刘爱军收藏的几方珍贵的古代洮砚几乎都是素砚。他说，真正的好东西都是有时代气息和时代风格的，后人称“镜必秦汉，砚必唐宋”，唐宋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环境成就了文人士大夫诗意的情怀和人文的审美取向，使唐砚的张扬气度，宋砚的端庄典雅成为后世尊崇的典范，将砚的功用美推向高峰，也将砚的文化美引向了更高的境界。这两个时期的高度成熟的工艺造物思想和制作技艺适用之功能与器以载道的文化精神融为一体。
“但是今天我们说起洮砚只说产地而不说文化，其实是一种最大的悲哀。洮砚的危机某种程度而言不是日益减少的石材，而是长期停滞于一种低层次文化层面上的砚文化。”刘爱军慨叹。
“现在是制作技艺提高了，但是懂得欣赏的却少了。”周铁山说，他曾在卓尼碰到一个雕刻了几十年洮砚的匠人，这个匠人从爷爷那一代开始就以雕镂菊花为主，他们雕刻的菊花逼真传神，不过对于雕刻者而言，他手中的洮砚就是用来换钱的。“砚文化在没落。”周铁山慨叹说，不知道何时才能有像端砚歙砚那样的专门从事砚文化研究并挖掘提升雕刻艺术的专业机构。
坊间有一个传说，说是有“石痴”之称的宋代书法家米芾平生尤好洮砚，曾为得到一方洮砚情愿拿自己的宅院交换。“那是怎样的一方宝贝啊？”周铁山唏嘘于古时洮砚的珍贵，更感慨于古人的懂砚之情。
■本报记者 雷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