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向来是属于中国文化的范畴，而不仅仅局限于艺术领域，文人画须具备的素养和修为一直是职业画家所苦苦追求的；其实文人画正是中国经典文化正脉所在。云南虽地处边陲，自晚清以来也诞生了许敦谷、梁书农、王坚白、周霖、江一波、张苇研、郎森、赵正能等一批优秀的文人画家。
当代著名国画家赵正能半个多世纪守望云南，伴随中国社会的时事转折，以志淡清远的文人心怀，在拟古描摹之余，足迹遍及滇山云水，将目之所及的秋涩世象，即感即画。“秋涩的文气”是赵正能中国画创作的重要风格特征。中国画的各类题材他都有涉及，从中国传统的梅兰竹菊及花鸟，到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吕凤子、潘天寿、李苦禅、张书旗、傅抱石、董寿平等人的藤萝鸡禽、写意花卉、水墨山水。但他真正具有自我气象的则是以故乡云南为背景的山水、花鸟画。
文人画注重“文气”。赵正能的“文气”在于时代的秋涩世象以及庄子化的志淡清远。赵正能对山体皱褶的表现，使用侧扫的干涩笔墨，在画面上，体现出滇云湿气不够而又迷蒙，以及山体的块垒质实。湿气和山体是山水画中文人品格及心境特征的主要表现因素，赵正能将文革前后时代动荡的世象引入山境，但他遵从了文人传统，即他将其最大限度泛化为一种表面平静的山水图像，但在这平静的山体和空气微妙的波动中，依然能感觉到一种不安宁的紧张感。
将时代的世象与云南特有的地理气象的对应，使赵正能的文气弥漫在山境笔势的铺陈中。在这个格局中，又以淡墨、湿墨、焦墨点染云气、树林和山的走势块面。山水的“畅游”是诸多文人追求的意境。赵正能的“文气”的另一表现是专注简淡的心境。这具有一种庄子化的特征，如质朴而流畅，简淡而凝神。
作为动荡世象下一种自我支持的心境，赵正能也许试图从传统中吸收美学和道德力量，尽量淡化与世象的直接相对，而是借助于美学和超逸化的自我救赎。但毕竟带有时代的印迹，这也成就了他绘画的自我特征，即他的畅游并非庄子化的极度自由的“逍遥游”，他的简淡是一种持重在美学中的脱身，并非绝缘于世事的渗入。
世象及忘我的畅游，在赵正能的绘画中都不是一种绝对隐入传统，而是对现实和时代的淡然处之，并以极大的心境将自我置身于一种山境，并在其中观物忘我，美及人心。这要比传统的庄子具有更积极的意义。
在山水画创作的同时赵正能的花鸟画也以其笔墨灵动洒脱，设色清丽高雅而享誉画坛，他的梅、兰、竹、菊一路的写意花鸟画仍秉承传统文人画的典范，有一股清雅之气，这在当今纯粹注重技法创作的画家笔下是难以见到的，赵正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不需要靠卖画存世，没有太多功利。他的创作只是一个中国文化人自我修养的插曲，抑或是一个具有传统精神的文人自我的天空，然而文人画的高妙之处，就是在这份闲适的自由。
赵正能的绘画体现出一种持重的愿力，这种精神来自中国的根源，但又得到时代的历练。这种持重的自我坚定感也体现在他的笔力上。赵正能的笔墨受到明、清以来诸家的影响，比如以书法入画、对气色的湿墨渲染。在20世纪50~60年代那动荡的大时代背景下，年轻的赵正能在昆明师从曾在北京“四宜轩”画会与齐白石、王梦白、寿石工诸老宿切磋技艺的云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著名金石书画家梁书农先生，以及刘华轩、马子华、张苇研、周岳年、王白纯等老一辈名家。使他不仅在笔墨技巧上得到训练，在人文精神上更得到熏陶，这是赵正能中国画创作的本源气质。
从2000年起，赵正能的一批小写意花鸟、山水画先后在日本东京和新加坡展出，好评如潮，当时参展的40幅作品一周之内全部为新加坡收藏家购藏，引起轰动。正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我国著名文物鉴定家、考古学家张永康研究员评价的：“正是因为有深厚的学养和多年潜心的研究使赵正能的中国画真正体现了用情笔墨之中，放怀笔墨之外，格调自高”。近年来他的作品先后为钓鱼台国宾馆、京西宾馆、北京饭店、新加坡中国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等机构收藏。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他又先后应中央办公厅、解放军总政治部、外交部和《求是》杂志社邀请创作了一批反应云南风物的大幅山水、花鸟画作品，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内外人士的赞誉。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研究院和中国美术馆的专家也对这批作品给予很高评价，认为“精纯地体现了中国写意画创作的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