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之
中国的传世古籍浩如烟海，“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余嘉锡先生语)，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相比。中国的古籍整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从孔子删诗、刘向校书，到清人编定《全唐诗》、《全唐文》、《四库全书》，大规模的古籍整理持续不断，影响深远。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近代中国的出版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近代著名出版机构，曾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等大型古籍丛书，在近代出版史上形成了一个古籍整理出版的热潮。
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事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巨大的支持。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指示和关怀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出版，成为新中国文化事业中前所未有的一件盛事。1981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为古籍整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的目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在加强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规划和领导的同时，也加大了对重大工程、重点选题的资金支持，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成绩斐然，呈现出勃勃生机。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整个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项工作看起来似乎与现实联系不紧，但是它的兴衰起伏却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紧密相关，可以说是整个新中国出版事业的一个缩影。总体而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走过了一条曲折前行的道路。
全国解放之初，北京、上海的一些地方的出版社延续解放前的业务，有少量古籍图书出版。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古代小说名著的整理。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水浒》(七十回本)校注本出版。接着，《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水浒全传》等古典名著新整理本陆续问世，这是新中国国家出版社最早整理出版的一批古典文学名著。1952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庆贺〈水浒〉的重新出版》的短评，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起步。
1954年以后，文学古籍刊行社(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相继成立，专门从事古籍整理和传统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工作。随着出版社的组建和调整，古籍出版的范围由文学逐渐扩展到历史、哲学等其它学科。1956年，第一本经过精心整理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次年《续资治通鉴》也与读者见面。《资治通鉴》整理小组集中了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史学家，诸如顾颉刚、齐思和、张政?、郑天挺、邓广铭、周一良，复校的有聂崇岐、王崇武、容肇祖，大家协同作业，其质量之高，速度之快，堪称一时之盛。另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百衲本二十四史》、《宋会要辑稿》、《古本戏曲丛刊》(初、二、三集)等大型古籍相继影印出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又重印了一批建国以前的整理本如《国学基本丛书》、《诸子集成》、《二十五史补编》等书，满足了一部分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
为了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计划性，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同志任组长，主持制定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并指定中华书局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全面的安排和统一的部署，计划性、目的性大大增强。此后，《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等大型古籍大规模出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被后人誉为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1959年，由顾颉刚先生整理的《史记》，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由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前四史全部出版，其它各史也相继开始点校工作。但当时由于受到“左”的思潮的不断冲击，狭隘地理解古今关系，片面强调对文化遗产的批判，古籍整理事业不时受到干扰，古籍出版数量逐年下降。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陷入停顿状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也全面停止。1971年，经毛主席、周总理特别关怀批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得到恢复，并从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调集一大批专家、学者，集中到中华书局，继续进行这项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1975年底，北京承担各史的点校出版工作基本结束。1977年底，《清史稿》出版。1978年春，最后一种??上海方面承担的《宋史》出版。至此，历经二十年，全国近百位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协作完成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新整理本全部出齐。这项规模宏大的古籍整理成果，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已成为大家公认的、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最好版本。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出现了新的转机。1981年，陈云同志先后两次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古书如果不加标点整理，很难读，如果老一代不在了，后代人根本看不懂，损失很大。”又说：“搞这个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搞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这件事一定要搞到底。”
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37号文件，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极大地调动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随后，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李一氓同志担任组长。在李一氓同志主持下，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1982年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并拨专款用作古籍出版补贴。1983年2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同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周林同志担任主任，负责组织协调高校古籍整理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此后，全国部分省份及农业部、卫生部和国家民委陆续组建古籍整理规划机构，各省市地方古籍出版社陆续成立，部分高校也相继建立了一批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组织规划、人才培养和出版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199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调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的通知》，新一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匡亚明同志任组长。同年5月，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为大会题词：“整理出版古籍，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会议审议制定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针对当前形势和需要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点作了适当调整。
1999年5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设置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文件精神，新闻出版署党组决定组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负责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先后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于友先、石宗源同志担任，原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和顾问改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和顾问。2000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制订“十五”期间(2001－2005年)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通知》，并邀请部分小组成员和各学科专家组成了规划项目审议委员会，起草了“十五”规划草案。2002年2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重点规划》经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批准，颁布实施。改组后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从当前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出发，强调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可行性，将规划项目的督促和落实作为工作的重点，加大了对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项目的资助力度，规划和资助项目的完成率大大提高。规划领导小组还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专门人才培训、古籍整理出版规范化，以及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等多个方面，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探索和尝试，使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和领导与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得到了更紧密的结合，充分发挥了它的有效管理和宏观调控作用。
回顾过去五十多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曲折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稳定繁荣，是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兴盛的基础。建立和健全一支专业的古籍整理出版队伍，是做好这项工作的保证，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所说，“整理古籍，需要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连续的核心力量。”1981年中央指示发布以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工作至今，正是因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历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规划的制定和落实上所做的大量实际工作，和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古籍整理出版队伍，使这项事关中华文化传统承继不断的伟大事业得以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