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东
近几年，在拍卖市场上，中国古代书画价格一路上扬，最贵的已经达几亿元人民币。但在半个世纪以前，一幅古典名画真迹的价位不过几千元，一般人却买不起。
苏双碧、王宏志讲过一个故事：
曾任吴佩孚秘书长的白坚夫，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北京风雨楼古玩店买到苏东坡的两幅画：《枯木怪石图》和《潇湘竹石图》。白坚夫早年留学日本，太太是日本人，他把《枯木怪石图》卖给了日本人。
1961年，由于生活困难，白坚夫决定把《潇湘竹石图》也卖掉。他专程到上海，没有把画卖出去，又来到北京。找到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国家文物局前身)文物处处长张珩，把《潇湘竹石图》拿给张珩看，希望他能给个价钱。但是，某鉴赏家却认定是赝品。白坚夫一气之下，卷起画就走了。
当时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杨仁恺在京开会，杨和白坚夫是四川老乡，听说白坚夫卖画遇到周折，就推荐他去找邓拓。白坚夫说：“只要能找到知音，钱少我也愿卖。”邓拓对书画不但爱好，而且懂得鉴赏。此前苏东坡的画迹，他只见书载，不见画卷。经过朋友牵线搭桥，白坚夫携《潇湘竹石图》来到邓家。
邓拓展开画卷，“隽逸之气扑面而来，画面上一片土坡，两块怪石，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山，涉天涯际，恰似湘江与湘水相合，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画上书有“轼为辛老作”。邓拓观看良久，对白坚夫说：“你这幅画我也不能辨别真伪，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幅画的珍贵是毋庸置疑的，很有研究价值。我虽然十分喜欢，但是囊中也很羞涩，老先生你看准备要多少钱？”白坚夫说：“这是我的心血，由你保存我就放心了，我遇到了知音。”邓拓说：“古书记载苏轼流传在世的画迹就只《枯木怪石图》、《潇湘竹石图》两幅。若能有幸珍藏一幅，乃我的幸事。”双方同意作价5000元。当时邓拓虽然有稿费收入，但倾全部存款也凑不足此数。邓拓当即付了2000元，其余3000元3天内还清。为凑这笔钱，邓拓请来荣宝斋的经理和画师，从个人存画中挑选出24幅，经画师作价，凑足了3000元。
树大招风，邓拓买画的事，得罪了一位权威，他指使一名干部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还是一位了解情况的当时的大人物派人查清此事，并由荣宝斋的王大山写成调查报告，送给刘少奇，才平息了风波。邓拓事后将此画和唐伯虎、倪瓒、沈周、文征明、八大山人等人的作品共154件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美术馆。1984年春，国家文物局对《潇湘竹石图》进行鉴定，确认邓拓捐赠的《潇湘竹石图》是苏东坡的真迹。
到底是哪位大人物派人查清此事？文章没说。但《王力反思录》揭开了这个谜底：
“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3000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3000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
王力是当事人之一，有关康生的回忆应当属实。至于其他细节，如作价到底是3000元还是5000元，则可进一步考证。
康生在历次党内斗争中整人无数，死后受谴责是应得的报应。但他在高层领导人中以文物内行的身份质疑刘少奇的批示，帮邓拓过关，也无须回避。否则，邓拓等不到1966年批判“三家村”，在四清中就落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