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北京的14年间，陆续购买了大量的中外书籍、碑帖等。1926年8月他赴厦门教书，这些藏书绝大部分留在北京西三条旧宅，共计23箱又三大书柜。鲁迅去世后，朱安始终妥善保管，但是到了1944年七八月间，由于生活所迫，社会上传出了鲁迅藏书要出售的消息。
这一年秋天，许广平听武人说起上海的旧书铺流传着北平传来的一份鲁迅藏书的书目，经了解得知：北平的书肆来薰阁等将鲁迅藏书中外文详细书目三册传到上海南京兜售，因索价过高，买主一时未定。许广平知道后心急如焚，决定马上采取措施加以阻拦。8月31日，她给中断联系两年多的朱安去信劝阻，信中说：“日前看到报纸，登载"鲁迅在京家属拟将其藏书出售，且有携带目录，向人接洽"的消息……料想起来，如果确实，一定是因为你生活困难，不得已才如此做。鲁迅先生生前努力教育文化工作，他死了以后，中外人士都可纪念他，所以他在上海留下来的书籍、衣服、什物我总极力保存，不愿有些微损失，我想你也一定赞成这意思，至于你的生活，鲁迅先生死后六七年间，我已照他生前一样设法维持，从没有一天间断过，直至前年(卅一年)春天之后，我因为自己生了一场大病(按：指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来又汇兑不便……因此一时断了接济，但是并未忘记你……我愿意自己更苦些，尽可能办到的照顾你，一定设尽方法筹款汇寄，你一个月最省要多少钱才能维持呢，请实在告诉我……作人二叔以前我接济不及时他肯接济了，现在我想也可以请求他先借助一下，以后我们再设法筹还，我也已经给他信了。……就望你千万不要卖书，好好保存他的东西给大家做个纪念，也是我们对鲁迅先生应尽的责任……请你相信我的诚意……”
十天之后，许广平偕海婴委托律师事务所在9月10日《申报》上刊登启事声明：“按鲁迅先生终身从事文化事业，死后举国哀悼，故其一切遗物，应由我全体家属妥为保存，以备国人纪念。况有法律言，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规定。如鲁迅先生在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
同时，鲁迅生前好友郑振铎、内山完造等也极力想法阻止此事，郑振铎托北上的刘哲民和唐?去面见朱安，并带去亲笔信分致来熏阁、修绠堂等书店和赵万里等版本专家，请他们共同保护鲁迅藏书；内山完造也给朱安去信加以劝阻。
1944年10月15日，唐?等人在鲁迅的学生宋紫佩的陪同下见到了朱安。事后唐?在《帝城十日》中做了记载： “那天宋紫佩陪着哲民和我到西三条二十一号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朱夫人和原来侍候鲁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见到我们，两位老人都把手里的碗放了下来，里面是汤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几块酱萝卜。……宋紫佩说明来意，我将上海家属和友好对藏书的意见补说几句。她听了一言不发。过一会儿，却冲着宋紫佩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说着有点激动的样子。”
唐?等人耐心地介绍了上海的情况，沦陷以后，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加上邮路不通，致使老人生活窘迫。上海方面的态度：朱安生活费仍由许广平承担，朋友们也会凑点钱让她渡过难关，鲁迅的藏书是不能卖的。朱安听了，当即同意，卖书之议已完全打消。
其实，在接到许广平的信后，朱安得到承诺，已经停止了卖书。她在9月23日托人代笔回信，因联系不上许广平，信寄给内山完造，信中说：“我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归山，我今年也已经六十六岁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饭饱，一点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穷的现在，我也仍旧知道名誉和信用的很可宝贵的，无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压迫，比信用名誉更要严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这种下策呢！”
朱安虽然没有文化，却是深明大义、识大体有主见有骨气的女性，动议卖书实属出于无奈的个人行为。上海方面中断了两年多接济，无音无信，联系不上；周作人给的钱既不能完全解决生计，她也不愿意接受，生活实在是无以为继，这才有此动念。有一些论者认为售书风波是周作人幕后指使的，这实在是冤枉，既无证据，也不合情理。
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太太，一个无儿无女的老太太，一个生活无着、孤苦无助的老太太，卖掉亡夫的藏书以求生存，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鲁迅是名人不假，但名人的原配夫人穷到了要饿肚子活不下去的地步，用名人丈夫的遗物争得生存的权利，这正符合鲁迅的观点：“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藏书风波只是一场风波而已，有了这场风波，朱安晚年的生活才有了起码的保障，它至少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朱安作为鲁迅的“遗物”也是应该好好保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