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亲自拍摄的照片：林金亮与日本战俘伤兵。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10月，是人民军队威武之师、仁义之师的又一历史见证。当我第一次看到它时，心情既惊喜又感慨，因为它是我寻觅多年的一张珍贵照片。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照片中的八路军医生就是我的父亲林金亮。
父亲1911年9月出生于福建上杭县才溪乡发坑村，1929年12月参加红军，在反“围剿”战斗中多次负伤。1932年，时任军长胡少海特务连连长的父亲再次负伤住院。伤愈后，被闽西红军总医院院长罗化成推荐选送到红军卫生学校学习，自此开始红医生涯，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父亲曾任红军总司令部医务所所长。平型关战役后，父亲被留在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工作。
1938年6月17日，白求恩由延安辗转到达晋察冀军区。此后，时任军区后方医院院长的父亲，有幸与白求恩共同战斗和生活长达18个月，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忘年友情，并担任了白求恩亲手创建的五台山松岩口“模范医院”院长，直到白求恩于1939年11月12日不幸以身殉职。
看到这张照片，人们很难与白求恩大夫联系在一起，更不会想到拍摄者竟会是白求恩本人。由于父亲与白求恩相知相交的传奇经历，我很早就开始关注这张照片了。1979年底，我在人民出版社(微博)编辑出版的《纪念白求恩》文集中，看到白求恩在1938年11月2日写给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报告译文。
报告中说：“正如你们所知，我们在花木后方医院有两名受伤的日本战俘。一为高级军官，腿部伤势严重，我们已为他作过两次手术。他现已能扶拐行走。他深知正由于受到良好的护理才保全了双腿和生命。另一战俘头部受刺伤，伤势不甚重，现已快愈合。这两名战俘虽不懂中文，还是设法向医院工作人员表达了谢意，感谢他们受到的人道待遇。
我于10月27日离花木前，为这两名战俘和林大夫等拍摄了一些合影，林大夫穿着医务人员的长罩衫，上饰红十字和八路军袖章。我本人也和他们一起照了像。
兹建议为该两战俘派去一日文译员，要他们写信给在日本的亲属，附寄上述照片。另需在印发他们的家信和照片时加一说明，作为在敌占区和国外散发的宣传品。”
那时方才知道，酷爱摄影艺术的白求恩曾有这样的作品。但长期以来，只是见文不见物，在父亲的影集中，仅珍藏着他与白求恩共同做手术的照片，即摄影家吴印咸于1939年10月28日，在河北涞源孙家庄小庙拍摄的那幅经典作品，而惟独没有这样的合影。后来，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多方查找，遗憾的是始终未能亲睹影像实物。
父亲生前曾与我谈过这个话题，尽管许多年过去，他对拍摄合影的整个过程仍记忆犹新。作为亲历人，由于从未见到洗印后的照片，因而也十分在意，因为那是白求恩亲自拍摄的。父亲1982年6月去世后，找到照片的希望愈加渺茫。
然而，事情在今年初有了转机，尘封70余年的照片终于惊现于世，这要感谢王雁大姐和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张建华处长以及保存、提供照片的人们。王雁的父亲沙飞是抗战时期著名的战地摄影师。作为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和《晋察冀画报》创刊人，他曾为根据地军民以及白求恩拍摄了大量照片，并用照相机揭露侵华日军的暴行。这些照片通过《晋察冀画报》广为传播，其中聂荣臻司令员关心照顾日本小姑娘的组照，至今仍为中日间传颂的一段佳话。
前不久，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决定出版一本《在华日人反战纪实》的书，书中拟收录大量历史图片，为核实出处、作者、来历、拍摄时间等情况，负责编辑工作的张建华将部分图片寄给王雁请其辨认，其中就包括了这张照片。王雁十分熟悉她父亲的摄影作品，同时知道白求恩《报告》的详细内容，她断定照片就是白求恩所拍摄，当即回复：这张照片不是沙飞拍摄，但照片背后确有故事。
此前，我与王雁大姐有过一些联系。2月15日，她将照片从网上发给我。看到照片我眼前一亮，一个熟悉的面容映入眼帘，身着白罩衫的八路军医生分明就是我的父亲。这正是我寻找多年的白求恩亲自拍摄的照片！
我将父亲生前回忆以及白求恩《报告》中的各种信息汇集一起，作综合的比对、考证和深入解读，试图在自己脑海中再现当年的历史场景。
抗战初期，八路军就发布了优待俘虏的六项命令。后来，又特别增加了对日军俘虏的具体政策，日俘均可得到较好地照顾。当时我军指战员的月津贴为：战士1.5元、排级2元、连级3元，而日军俘虏则按我军连级以至师团级军官的月津贴5元待遇。
白求恩到晋察冀军区后，为八路军伤员治病疗伤的同时，还很快了解和熟悉了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他与父亲以手术刀作为对敌斗争的武器，为日军伤俘治疗伤痛，不仅模范地执行我军的俘虏政策，而且还为瓦解敌军士气，扩大对敌宣传，唤起日军俘虏觉醒，动员参加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活动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1938年9月25日，日寇以3个师团，1个混成旅约3万人的机械化部队进攻山西五台山地区。不久，松岩口“模范医院”在“扫荡”中被凶残的日军烧毁。军区后方医院被迫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山区后，白求恩到第四军分区为伤员巡回医疗，父亲则留在医院坚持恢复医院的工作，并在重建医院的工作中认真坚持了松岩口“模范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1938年10月25日，白求恩返回军区后方医院，看到这些情况后十分高兴。
恰在此间，我军抓获了两名受伤的日军俘虏。随后，白求恩与父亲在平山县花木村军区后方医院，共同为两名伤俘进行了治疗。其中那名军官因腿部伤势严重先后施行过两次手术；另一伤俘头部受到轻微刺伤，但也得到妥当救治。手术后，他们深深地知道正是由于受到良好治疗和护理才保全了性命。因此，他们想方设法向白求恩及父亲等表达了谢意，衷心感谢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
10月27日，就在白求恩即将离开花木村军区后方医院，前往驻在蛟潭庄的军区司令部会晤聂司令员前夕，出于对敌宣传的需要，白求恩特意用自己心爱的照相机为伤俘和父亲拍摄了这张合影。
照片中的日俘，身穿系带式住院病服，在阳光下显露出安定的神态。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即使在“模范医院”里，我军伤员少有病服发放，少量的则是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援赠的，将仅有的病服用于敌方伤俘，确实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父亲身着医务人员白罩衫，上饰红十字标志和八路军臂章，右手扶住日军军官侧身站立。可以看出，伤俘与父亲以及摄影者之间已是关系融洽，全无敌意。
尽管如此，照片仍依稀可见白求恩别具匠心导演的痕迹，八路军袖章通常都别在军装袖子上，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父亲刻意将袖章和胸章缀在有红十字标识的白罩衫上。这些情景与白求恩报告的内容均相吻合，又确凿无疑地印证了摄影者就是白求恩本人。
事后，白求恩请求军区派一名日语翻译，帮助两名伤俘给在日本的亲属写信，除详细叙述在解放区受到的良好待遇外，还附寄了合影照片。为了扩大影响，白求恩还请求军区印刷宣传品，用于在敌占区和寄往国外散发，在日军中引起强烈反响。
这两名伤俘后来的命运如今已无从查考，但我们能做出这样的猜想和判断，两人伤愈后被我军释放归队，抑或是自愿参加了当时在晋察冀军区建立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鉴于“日军士兵在作战后失去联络一星期以上后归队者皆被枪杀”的情况，而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白求恩亲自拍摄的照片和他的《报告》，于73年后的今天重新合璧现于世间，得以相互注释、印证实属幸事。这两件珠联璧合的珍贵文献资料，以现在的方式再次展示于世人眼前，即摄影作品配以文字说明，更是相得益彰。
父亲生前未曾见到过这张照片，但失而复得后仍足以告慰他生前的愿望。适值白求恩逝世72周年和父亲百年诞辰，再续此文，以铭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