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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候，阿涅斯?瓦尔达以电影艺术家的身份闻名，与此相关的标签包括“新浪潮”祖母、左岸派成员等。但瓦尔达说，她并不认为自己属于法国电影的任何一个帮派族群。“我对先锋的理解就是要寻求冒险，寻求新的东西，这是我唯一的原则。”
记者_洪鹄 北京报道 (照片除署名外版权归阿涅斯?瓦尔达本人所有)
我的背影就是一个中国人
这是法国电影新浪潮的祖母??84岁的阿涅斯?瓦尔达第三次来中国。上一次已经是7年前，不过今天她看上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那顶圆溜溜的Bob头，层次分明地染成两种颜色：暗褐色的发梢以及雪白的头顶，看起来就像是把香草奶油浇在了巧克力冰淇淋上。因为这个发型，她的孙子(曾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说她看上去就像个老朋克，瓦尔达耸耸肩：“这有什么不好呢？做一个朋克老太太总比做一个无聊老奶奶好吧，这世界上有太多的无聊老奶奶了。”
3月10日于中央美院美术馆开幕的展览“阿涅斯?瓦尔达的海滩??阿涅斯?瓦尔达艺术创作全回顾”是瓦尔达这次中国行的主题。开幕式这天，她打扮得和海报上的她自己一模一样：刺绣花卉图案的紫色大衣、同色系的丝质围巾、灯芯绒裤子以及一挂大部头的相机。有人问她，穿一件带有刺绣的上衣是否在向中国致意？不不，这是欧洲的刺绣，她如实相告，或许是现在全球化了??哪里的刺绣看上去都差不多。穿得和海报一样，是方便你们认出我，她狡黠地笑了，要知道她的身材非常小巧，在人潮中一不小心就被淹没了。
在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候，阿涅斯?瓦尔达以电影艺术家的身份闻名，与此相关的标签包括“新浪潮”祖母、左岸派成员、作者电影的旗手、阿伦?雷奈的战友、雅克?德米的伴侣等。但这次的中国回顾展则试图呈现瓦尔达作为全能艺术家的复杂身份和多重世界。它包括了作为摄影师的瓦尔达、投身于当代艺术的瓦尔达，以及后期在纪录片上可能取得了更高成就的记录者瓦尔达，这些作品的跨度从1957年直到2012年。
其中最吸引中国观众的作品无疑要属瓦尔达1957年“受周恩来邀请来到中国”拍摄的纪实图片。在这次展览中，这批从未正式面世的菲林以“中国门”的形式被做成了一座装置艺术：崭新的、朱漆的红门里，镶嵌着瓦尔达55年前用镜头捕捉到的古老的、黑白的中国。50年代的中法尚未建交，能来到中国的法国人非常少，且都要经过一个叫中法友协的组织，并通过严格的层层审核。“能来的都是亲中国的人，可以说是一些左派，对社会主义有好感，也对中国好奇，可以回去向法国人展示中国正在发生的新变化。”瓦尔达回忆，比如她。当时她29岁，已经有了导演处女作《短角情事》，不过正式受邀的身份是随团摄影师。
那趟中国行远比预想的悠长。“在北京待了两个星期后，我就开溜了。和我一起溜走的还有一个女翻译。”那是1957年，“大跃进”尚未开始，但身处中国的瓦尔达们已能感受到一股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精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在被提倡，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而言，这又是一个相对自由和开放的时期。中国的体验是革命性的，瓦尔达热切地想了解，一片蓝衣蓝裤下的中国人，是否真的如此整齐划一，还是存在着如同这片土地般广袤而多样的生态？旅行持续了两个多月，她南下重庆，接着坐船沿江而下去到上海，去看了东北的大型工厂，也拍了云南的少数民族。她拍了长江的挑夫、北方的杂技表演，为一些乡村家庭拍了有生以来第一张全家福。人们愿意对着她的镜头笑，也愿意当她的镜头不存在??从而展现出了更多的东西。
瓦尔达幽默地说，这或许是因为她是个小个子，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见过老外，如果是一个大块头的西方人，或许会令人们感到富有侵略性。而她呢，“我的背影就是一个中国人，只有我转过头来，人们看到我的大鼻子，才会哈哈大笑。”
汇入新浪潮的洪流
1957年的中国行是一趟美好的体验。但是在此后的近50年里，阿涅斯?瓦尔达并没有故地重游的愿望。她知道今天的中国与当年已毫无相似之处，而她习惯于从记忆和直觉汲取养分。和新浪潮运动的其他人不一样，1955年，瓦尔达拍摄她的电影处女作《短角情事》??一部描写一对面临情感困厄的男女与他们所栖身的正处于危机之中的小村庄的影片时，对电影技术甚至谈不上入门。现场的拍摄器材她一窍不通，她承认当时甚至不知道导演需要指导演员演戏。片子最后是由阿伦?雷奈帮她剪辑的。并且她也没什么钱，《短角情事》的全部投资来自瓦尔达父亲的遗产和母亲的房屋抵押，片子拍完她付不起任何一个人的薪水，欠的这份薪资直到十三年后她才全部还清。
而新浪潮的其他人呢？他们起码都是狂热的影迷，有的还是头头是道的知识分子。瓦尔达回忆她与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夏布洛尔、特吕弗、侯麦和戈达尔那晚都在。他们谈了上千部电影，还向雷奈推荐了各种各样的片子，他们语速飞快，谈锋极健，坐满了一屋子。我就像误闯进了那个地方，觉得自己又渺小、又不学无术，夹在这帮人中间，还是唯一的女人。”
但就是凭借着狂热的表达欲望和旺盛的创作力，瓦尔达不仅完成了这部影片，还收获了安德烈?巴赞这样的大影迷。后者是《电影手册》的创始人，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巴赞认为，《短角情事》在形式上有着彻底的无拘无束，由此它带给我们在电影史上十分罕见的印象：这是一部只遵从作者理念与愿望的作品，没有任何外在的约束，这让它显得自由而纯净。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则认为《短角情事》预告了“新浪潮的最早开端”。
1961年，在度过了好几年的经济拮据期后，瓦尔达终于得以拍摄第二部故事片《从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影片将年轻女子克莱奥在等待癌症体检报告的两个小时，展现为丢弃一切外在矫饰、从死亡焦虑走向安然明净的过程。这是一部成熟的杰作，也意味着瓦尔达这位先驱者终于汇入新浪潮的洪流。
但瓦尔达却不愿意太深地卷入其中。她更为文学化的电影实践，以及随后8年她转向纪录短片的创作，使她同阿伦?雷奈、雅克?德米包括杜拉斯等人一样，更多地置身于左岸派阵营。“不过是我对电影的理解恰巧符合了后来发生的‘新浪潮’理念罢了。我对先锋的理解就是要寻求冒险，寻求新的东西，这是我唯一的原则。”瓦尔达说，她并不认为自己属于法国电影的任何一个帮派族群，也因此而被各种学术著作有意无意遗忘。整个六七十年代，瓦尔达都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境，几乎只能拍摄一些短片。“可能我也不是那么天才吧，总是找不到钱。”这位女士自我解嘲道。直到1985年，长片《流浪女》获得了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熊奖才将瓦尔达重新推向了幕前。
电影讲述了流浪女莫娜临死前的旅程。与一般人们对流浪者的想象不同，莫娜是自己选择了流浪。而这样的选择，并非为反抗或激怒什么，流浪只意味着自由本身。15年后，瓦尔达手持数码摄像机，在半纪录片《拾穗者》中延续了和《流浪女》相似的命题。这是一部有趣的电影，片子一开始是瓦尔达自己模仿布列塔尼油画中的拾穗少女，突然她扔掉了肩头的麦穗，扛起了摄像机。影片讲述的拾穗者实为拾荒人，瓦尔达的镜头告诉我们，有些人迫于生计而拾荒，而有些人拾荒纯粹是出于自由选择，后者是从这个铺张纵欲的世界的遗迹中淬取金子的人。
和另一位著名导演雅克?德米的爱情持续了瓦尔达的一生。她从不掩饰对他的迷恋，在他的晚年，她为他拍摄了三部电影。《南特的雅克》里她在他的带领下重建了他的童年，《雅克?德米的世界》则是一部纯粹的纪录片，她在里面这样诉说他们的相遇：“有一天，我遇见了雅克，后来他就搬了过来。” 他们养了一只猫，起了个突尼斯名字叫茨古古，他们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一起修葺整理，各自写作。中间他们分开过，但最终他们决定相守终身。1989年，雅克检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瓦尔达和两个孩子选择静静地陪在了他身边。直到雅克离去，他们从未提起过这件事。
2008年，80岁的瓦尔达完成了她迄今为止最后一部电影《阿涅斯的海滩》。这是一部自传式的纪录片，片中的瓦尔达以划船或倒着行走的方式串联起了回忆。“在这部电影里我扮演一个小老太婆的角色。”她说，“如果每个人的人生展开都是一道风景，我的就是一片海滩。”
海滩不同于险峰，海滩平易，海滩包容。片中，瓦尔达在海边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浪花冲上来，名字消失不见。她在跳蚤市场的旧货摊前翻找出雅克执导过的电影，拿在手里端详，然后再找出自己导演的一张，把它们叠在一起。影片的最后是墓园，“德米死后，我告诉自己，该死，我该长大了。”
阿涅斯?瓦尔达电影作品史
1955年，27岁
执导处女作《短角情事》。其自由的形式深受安德烈?巴赞肯定，被视为新浪潮的先驱。
1962年，34岁
第一部剧情长片《从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影片以独到的观察力，通过几个纪实性和虚构的小故事，描写一个年轻的声乐女学生克莱奥在等待体检报告的2小时，她无法控制地担心自己会患重病。
1966年，38岁
执导《女人们》，影片关于一位作家与其幻想中人物的对话。
1967年，39岁
越战问题被世界关注，瓦尔达参加了由新浪潮很多导演参加的集体创作《远离越南》。此后，瓦尔达迁居到美国，拍摄了一部关于黑手党运动的影片。
1969年，41岁
执导《狮子的爱情》。这部影片被认为是瓦尔达最具个人风格和独创性的作品之一，关注美国生活和嬉皮士运动，采用了搬演的记录方式和写实风格。
在《狮子的爱情》这部电影之后，瓦尔达几乎失去了拍摄影院片的机会，只能为电视台拍摄电视影片。1977年影片《一个唱，另一个不唱》，包含平行叙述而又相互交织的两个妇女生活的故事，她们为寻求解放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是她上世纪70年代的代表作品。
1985年，57岁
执导《流浪女》，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2000年， 72岁
用一部数码摄像机拍摄的半纪录片《拾穗者》大获成功，获得包括欧洲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在内的30余个奖项。
2008年，80岁
生日之际以《阿涅丝的海滩》这部充满温情的幽默佳片为自己庆寿。此片获得2009年凯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