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 米艾尼
“雅贿”，也是需要一个复杂链条来支撑的。在这个链条里，古董字画本身只是一个个“隐形的翅膀”。
古玩店的“潜规则”
通常买古玩送礼的，背后原因都挺复杂，绝不是一送一收那么简单。送礼的、古玩店、收礼的，各有好处。
一家古玩店的老板有一件古玩其实是赝品，只值几万元，被一个企业家买走，送给了某官员。在买的时候，这个企业家就跟他说好了，多少天后，如果有一个什么长相的人来，要卖出这件东西，就以真品的价格收了，差价由这个企业家出。
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送钱的方式。送礼人和收礼人早就知道是赝品，送礼人也会告诉收礼人，什么时候、到哪家店去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价格大概多少。这个流程三方都清清楚楚。
这件假古董，被同一个企业家买了5 次，送给不同的官员，最后又回到了这个古玩店老板手里，而古玩店老板本人不费力气赚到了5 次中间费，加起来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样有“前途”的工作，也是现在不少古玩店的重要业务之一。对于这种古玩游走于官商之间的潜规则，古玩店的老板们深谙其中的门道。
在商人和官员之间，“雅贿”改变了直接送钱的方式，两个人之间不是那么赤裸裸的行贿受贿关系，而是盖上了艺术、收藏这些高雅的面纱。
在各种“介质”中，古玩作为“面纱”的掩护作用特别突出，究其原因，正是源于古玩价值难以估量的特性。
不少收受贵重古玩的官员，之所以敢收价值500 万元的古玩，而不敢收500 万现金，原因就在于可以“以为是赝品”。
收受古玩或者名人字画，最重要的行贿证据就是实物，但是实物却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即使评估出来很值钱，受贿者也完全可以辩称自己并不知道它的价值。
而对于已经将文物倒手卖出的受贿官员来说，最后可能剩下的“蛛丝马迹”就是古玩店的票据或记录了。
然而古玩界有个规矩，东西一经卖出，不退不换，不开发票，往来不留记录。
拍卖行成了“掮客”
清朝末年的时候，京城中“雅贿”之风极盛，当时北京琉璃厂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而官员们则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了再送给官员。双方不提一个钱字，大把黄金白银却源源不断地通过古玩店流进官员腰包。
如今，除了直接从古玩店买进卖出的方式外，“雅贿”的另一个看起来更光明和公开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
对古玩店老板来说，拍卖会也是他们重要的进货渠道之一。如果看到一个感觉明显不入流的物件，结果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是品相极好，或者拍卖的起拍点明显不符合实物价值，基本上他们就应该起身走人了。最后绝对会有人以明显高于实物的价格把那个所谓的古董拍回去，通常都是用手机打来电话就直接买下了，谁也不知道这东西是谁卖的，又是谁买的。
看起来很神秘的拍卖过程，其实流程也并不复杂。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送礼人把一件文物，通常是不值钱的赝品，通过熟人获得专家或鉴定机构的鉴定书，再和拍卖行“合作”把它当作真品拿上拍卖会。
关键的一个步骤是，送礼人会把这个赝品的产权确定成收礼人的，再找另外一个人把它以真品的价格拍下来，对拍卖行当然要给好处费，而收礼人就貌似合法地获得了一大笔拍卖款。
这种以拍卖行为中介的方式，其实跟古玩本身已经没有了关系。当做道具的赝品可能只在拍卖的当天展示一下，就又被摆回了原来的店铺里。所有这些复杂程序的设计，都是为了对抗第三方的监督，某种程度上，更类似于洗钱。
当然，进出拍卖行这样的“大手笔”，并不是官员手中“玩物”进出的常态。通过拍卖行和古玩店老板中介的方式，还是容易留下痕迹。
另外还有一些更简单的办法。一个人，如果找领导办事，直接送钱，领导多数是不肯收的。那么他可以送领导一个红木小摆件什么的，这东西本身不值钱，领导也敢要。然后他找另外一个关系人，去收礼人家里转一圈，偶然看见这个红木小摆件，表示特别喜欢，要求收礼人给一个昂贵的价格，领导如果同意，这个小礼品就被置换成现金了。
古玩、艺术品不是一般消费品，没有办法像一部手机一样，可以清楚地计算出目前市价，而是完全取决于个人喜好。就算是一个红木小摆件，人家非愿意出10 万元买，为啥不可以呢？比起收取一个本身就价值昂贵的古董来，这种做法更顺理成章，更不容易被揭穿。
相对于送真古董的“大进大出”，或者找古玩店、拍卖行来“暗渡陈仓”，“以假乱真”的送礼方式，在层级低一些的官商“勾兑”中似乎采用得更多一些。
古玩送礼，有的以假充真，有的以真当假，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各有各的道。
虽然洗钱的链条存在并运行着，真假古玩都可能变现，但从媒体报道中，人们还是常能看到从那些落马官员家中查出古玩和珍贵字画。显然，接受“雅贿”的人并没有把这些真假艺术品都变成一般等价物。
很多时候，一些官员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虚荣心??我有某某知名画家的作品??这种高格调的占有，让他们感到愉快。
收礼人的心理很复杂，但古玩字画常常能够满足收礼人的各种需求：精神需要、收藏欲望、保值增值、安全隐蔽……古玩，简直是一种天生的官场“玩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