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5唐代彩绘辟雍砚
李铁锤
说四川高古瓷砚丰富多彩，一点也不言过其实。从两晋到唐宋，四川青羊宫窑、青莲窑、横山子窑、固驿窑、十方堂窑、琉璃厂窑……给后世留下许多高古瓷砚佳作，时至今日，我们还能有机会一睹它们千姿百态的身影。
古今砚学者认为：砚即研，它起源于新石器时期，汉代以前多为石砚、陶砚等。魏晋时期我国的文学、书画艺术大发展，出现了瓷砚。东汉以前的石砚或陶砚无唇边，配有研石或其他材质的研块。东汉时期出现了墨锭，此后便没有了研石或研块，而砚面周围有了唇边。晋代圆形瓷砚多为三足，砚面比较平坦，有唇边。南北朝早期以多足圆盘砚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砚面渐渐隆起，砚面与唇边之间的环状凹槽渐深，砚足也渐多，于是便出现了辟雍砚。我国隋唐时期文化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因此瓷砚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盛行造型简练的多足圆盘砚、雍容华贵的辟雍砚以及别具特色的箕形砚。宋代以后，端、歙等优良石砚兴起，石砚受宠，于是瓷砚渐被石砚替代。从东汉晚期至唐代的七八百年间，我国文化发展高潮迭起，文化创作、传播主要靠手工书写、誊抄，在此历史时期，瓷砚担当着砚的主角，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图1是晋代三足砚，砚面无釉且呈平面状，除砚面外周身饰玻璃青釉。它们是成都青羊宫窑和江油青莲窑的制品，虽然出自墓葬，但砚面状况表明，它们是实用器。图2的八足砚砚面微凸，彰显出南朝早期的特征。它体积硕大，直径40厘米，被称为“瓷砚之王”，是四川著名汉学家高文先生的藏品。该砚胎色灰白，釉面翠青，是成都青羊宫窑制品。图3是南朝晚期五足砚，砚面高凸，胎色褐红，釉色暗青，是典型的都江堰横山子窑制品。图4是南朝晚期至隋代的二十足辟雍砚，最大直径21.5厘米，为成都青羊宫窑制品。辟雍砚可谓我国古代先民的杰作。辟雍一词始于西周，《诗经•大雅•灵台》中就有描述周文王“於论钟鼓，於乐辟雍”的句子。其基本含义就是：“圆如璧，雍以水”的王者祭场或讲堂。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874年)仿周代“辟雍泮水”的旧制，在北京国子监建造的皇室讲堂即是辟雍。它外圆内方，环以圆池碧水，以示天圆地方、教化流传。大概这是今天唯一能看到的古代皇家建筑辟雍了。隋唐时期的辟雍砚，在凸起的圆形砚面周围有一道深凹的环形砚池，而在晋代的三足砚中是没有这样深凹的砚池的。该图中辟雍砚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二十只蹄形足非常完整，这是十分难得的。图5的唐代彩绘辟雍砚有了显著变化：砚面由早先的单纯上凸形，变成了中心微凹形；为了防止制造、使用过程中兽蹄足断裂，用一个圆环把各足连接起来，增加了辟雍砚的强度和美观。这件唐代邛崃十方堂窑(邛窑核心窑场)的双色彩绘作品，体现出了邛窑的特色。辟雍砚把实用性、艺术性和深奥的寓意完美地结合起来，使它成为古代瓷砚中的奇葩。不过，其结构复杂，烧制困难，在当时不是一般人所能用得起的。除了长乐公主那样的皇族显贵，或者像白居易那样的名流雅士以外，恐怕一般书生是不敢奢求的。因此，即使今天看来它们也是弥足珍贵的。1974年山东兖州旧关村出土的砚径20厘米的辟雍砚、1978年江西丰城曲江出土的砚径14厘米的辟雍砚都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有的研究者认为，辟雍砚多足的产生是由于唐代以前，文人席地而坐，没有高足桌椅，由砚足来弥补高度的不足。这种看法值得商榷。跟许多辟雍砚处于同一时期的邛窑五足圆盘砚(图6)其足却甚短。还有，唐代箕形砚的足和小型辟雍砚的足都不高。这些说明：辟雍砚只是当时瓷砚的一种流行式样，是出于审美及寓意的追求。古砚收藏家王靖宪先生在他的经典之作《古砚拾零》中，以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北齐《校书图》及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西晋《青釉文吏俑》(又名《校书俑》)为例，论证了砚足与当时无桌的状况并无关联，而是为了砚的装饰性。
唐代至宋初，除了流行辟雍砚、多足圆盘砚以外，较为普及的是箕形砚，如图7所示，它们都是成都琉璃厂窑和邛崃十方堂窑的制品。箕形砚又叫凤字砚或风字砚。北宋书画大家米芾(1051?1107年)在他的名著《砚史》中说：“有如凤字两足者，独此甚多，所谓凤凰池也，盖以上并晋制。”还说：“又有收得智永砚，头微圆，又类箕形。”他还指出，到了北宋箕形砚演变为钺斧之状。米芾及其他宋代文人认为箕形砚始于晋代，宋代李之彦在《砚谱•右军风字砚》中说：“右军(王羲之)之后，持一风字砚，大尺余，色正赤，用之不减端石，云右军所用者。”图8中的大箕形砚的对角线尺寸为26厘米，它是唐代琉璃厂窑制品。箕形砚规格尺寸繁多，笔者见过长度大于30厘米的箕形砚，有的小箕形砚长度不足5厘米。图9的马蹄砚是箕形砚演变的产物，它是琉璃厂窑唐代的制品。琉璃厂窑瓷砚比较简洁，数量较多，多是深受广大学子喜爱的文具，对当时文化艺术的传播与普及，发挥过重要作用。
图10背面画龙纹的箕形砚是唐代邛崃十方堂窑制品。古代四川陶瓷上的龙纹是屡见不鲜的，早在东汉时期的画像砖上就有龙驾车、左青龙等画面。唐代邛窑三彩和单色釉粉盒盖上的龙纹较多，刻绘在琉璃厂窑大盆上的龙纹动感非凡。然而，在箕形砚背面画龙者迄今为止仅此一例。图11的唐代彩绘蛙形砚也是邛崃十方堂窑制品。它采用刻绘方法表现蛙体质感，又用深褐色彩画蛙点睛，显得格外传神。图12的唐代彩绘龟形砚也是十方堂窑的一件砚台艺术佳作，它除了有砚面外，还有一个单独的砚池和两孔笔插。图13的唐代彩绘变形风字砚也是十方堂窑制品，它的实用功能更强，有两个砚池、六孔笔插。这两种砚上鲜艳的绿色点彩，为砚台增添不少光彩。图14的唐代刻划铭文双箕砚可谓箕形砚中的重器，也是十方堂窑制品。它不但有砚池、笔插，而且还有两个单独的笔架，使用功能更加完备。不仅如此，还在砚体侧面刻划了花纹和“龙颐”人名款。
从以上各例可以看出：从晋到唐，四川诸窑几乎都有瓷砚制品；在唐代至宋初，以邛崃十方堂窑为首的邛窑系瓷砚成为四川瓷砚的主流。
四川高古瓷砚如此丰富多彩绝不是偶然的，早在战国末期，四川就是秦国的战略基地，这里经济、文化相当发达。到了汉代，便产生了司马相如、杨雄等一批名冠天下的大文豪。三国时期，四川盆地成了蜀汉的大本营，这里集中了差不多全国三分之一的军事、经济实力，为四川高古陶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宋时期文人墨客云集四川。唐代的王勃、卢照邻、高适、岑参、吴道子、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元稹、李商隐，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都曾在四川生活、工作或游历过。宋高宗赵构曾说“蜀人多能文”。“能文”成了古代蜀人的社会风尚，这也许就是四川高古瓷砚如此丰富多彩的根本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