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这是我国关于“演绎作品”的规定，也就是说，只要你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对原作进行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只要你付出了创造性劳动，你作为“演绎作品”的作者，就单独享有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你只能保护你独有的对原作品的再创作的表达方式，但是你无权禁止他人对原作品再行“演绎”。这样也就会出现，他人对原作进行演绎，可能与你的演绎作品表达方式雷同，这种情况不属于侵权，这可能是演绎作品保护的困境所在。
分析对古籍加工整理的内容及意义，单纯的标点符号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因为不具有独创性，但是一旦跟原作品结合，跟加工整理者对文章的理解结合，加标点就成了一种创造性劳动，就是体现了作者对文章理解的一种表达，这种表达具有独创性，应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对文章的分段更能体现加工者的独创性劳动，因为对不分段的文章进行分段，明显使作品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变化，也是作品加工整理者的创造性劳动，况且常常分段和加标点是结合一起，是在原作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改正错别字、填补漏字，单纯的更正错别字或者填补漏字，虽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但是不具有著作权法的独创性，因为原作品的表达方式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不能获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可以跟加标点、分段相结合，恰恰能证明加工整理者的独创性劳动。修改注释、增加注释是非常明显的再创作行为，是在原作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是著作权法所保护的范围。撰写校勘记，就是在原作的基础上，等于独立创作完成了一份新作品，更应该获得著作权法保护。
综上分析，对古籍的加工整理，如果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具有独创性的表达方式，应该依据《著作权法》关于“演绎作品”的规定，而获得保护。实践中，个别败诉的案例，只是缺少证据证明他人对现有作品的“再创作”和自己的“再创作”存在抄袭、盗用关系。因为，对已有作品进行“再加工”，很容易和他人对已有作品“再加工”相同或者雷同。但是不能据此否定“演绎作品”的法律地位。只要是古籍加工整理者独立完成，付出了创造性劳动，具有独创性，当相同或者雷同，应当注意的是，后出版的古籍整理作品的整理者应当证明自己从未接触过先作品。
古籍的整理加工具有特殊性，单单在“演绎作品”的规定里进行规定，还是显得保护不够，虽然基本理论原则具备，但还是缺乏操作性。比如，我们的著作权权利类型采用列举式，没有对“注释权、整理权”进行列举，这样一旦“演绎作品”被侵犯，权利人主张权利将面临困境，可能单单有个“复制权”拿来说事，显得非常无力。
因此，古籍整理作品版权保护具有特殊性，有必要在《著作权法》中进行强调和加强。第一，我国关于“演绎作品”的规定本来就非常单薄，研究不够深入；第二，“演绎作品”原来只是停留在学理层面，这次《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13条第2款，第一次在法律层面明确规定“演绎作品”，有必要再行深入人心；第三，古籍整理作品虽然可以规定在“演绎作品”当中，但是关于演绎作品独有的财产权类型却没有进行列举，造成了实际操作的困境。修改草案对计算机软件程序都能规定一个单独的“修改权”，为何对“演绎作品”的“注释权、整理权”，不能再行规定？况且我国《版权法》1991年曾经有规定“注释权、整理权”的立法例。
(作者李伟民 单位：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