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是彝族先民的祭祀文化(图)

　　我省民族文化研究专家、彝族文化学者赵国相在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三星堆”文化的史前渊源是彝族先民的祭祀文化;其延续是当今彝民沿用的风俗习惯。

 

　　经过长期的考察和研究，赵国相认为要破解“三星堆”文化之谜，须从埋葬它的这块土地和世居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及传承至今的民族民间文化中去挖掘，不能简单地用异域文化类比了之。因此，他在研究了《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彝文古籍和彝族民间故事、风俗习惯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川中平原上居住的远古居民是彝族先民，彝族文化中有许多与“三星堆”文化相互呼应、相互映衬、相互吻合的地方，“三星堆”文化是彝族祭祀文化的集中反映和最高体现。

 

　　“在有椐可查的彝文典籍中，记述有彝族先祖希慕遮从牦牛檄外徙入川中平原后，到武洛撮之孙笃米俄时，已历时三十二代，发展成六叟厄、八武古等十多个家支部落，这可以说明川中平原上居住的远古居民是彝族先民。”赵国相说。

 

　　为了更能说明自己的观点，赵国相把“三星堆”考古出土的四个代表性文物????青铜立人、眼球突出的青铜人面像、金杖和青铜树与彝族文化进行了详细的比较。

 

　　在彝族民间神话传说“三重人”的故事中，天地间有三重人，第一重是天上的人即天神，称“竹竿人”，其形象为身体瘦高修长;今彝族布摩(神灵与人之间的中介人)司行祭祀之职时，为借助神灵的威仪，所穿的法衣法帽就必须显得华丽;彝文典籍《支嘎阿鲁源流》中，记录着威严的“天神”策举祖掌有“测天杖”和“量地带”等神器，这些都与青铜立人的表情和手势比较符合。

 

　　“再来看这个青铜人面像，我认为它应该就是彝族先祖蚕丛。”赵国相指着一帧人面像图片给大家解说。

 

　　“在川、滇、黔、桂的彝族民间传说中，说古代有独眼人、直眼人，后来才演变为横眼人。”他翻开彝文《洪水泛滥》，翻译出“三十加六代，都是竖眼人”等相关字句。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中所记蚕丛即为彝族先祖希慕遮后裔，是第一个统一川中平原、建蜀国、始称王的人。

 

　　“三星堆”考古发掘最先发现的是一根金皮木芯铜龙头杖。“这根金杖形似手杖，我认为它绝不是手杖，而是象征权力或神力的武器，当属首领或祭师使用。”赵国相很肯定地说。他在研究了《彝族创世志?艺文志》、《西南彝志?论五行根源》等彝文典籍之后，发现今彝族布摩祭祀时所戴法帽与出土的金杖上端雕刻的两个人头相似。彝族在举行大型祭祀活动时，布摩要使用权杖或神杖，这种杖分为三种，地位等级高的，其杖就比较名贵。布摩是彝族祭祀活动中神和祖灵的代言人，在上层权位中地位较高，他们在大型祭祀活动中所使用的神杖与金杖极为相似。因此赵国相认为：出土金杖就是古蜀国师的神杖。

 

　　赵国相说，“我试从彝族文化的角度去解读三星堆文化之谜，目前仅是提出一个论题，以期三星堆文化有一个人文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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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30年代，四川省广汉县南兴镇一农户在劳动时，无意中在河边地里挖到了一块玉石器物。自此半个多世纪里，从农民的无意发现和有关部门的有意发掘中，发现了一个沉睡了三千多年、灿烂辉煌的地下王国文化，由于其发掘地点是该镇“月亮湾”南岸三个大土堆之下，故称其为“三星堆”文化。这是中国近百年来最为神奇的考古大发现，因其与异域文化迥然不同，难以解读，故长期被看作是“前无渊源后无延续的外星人文化”。

 

　　“三星堆”发掘的器物中还有一种奇异的青铜树，其中最大的一棵通高3．9米，由树座、主干和三层树枝组成，每层分发三枝，每枝立站一鸟，整棵树共九只鸟十二颗果实;树座下还有三个跪拜人像。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形体最大的一株青铜树。在我国的考古发现中，出土青铜树屡见不鲜，但独有“三星堆”青铜树树枝分层，均枝上升，树上有鸟和果实。

 

　　而彝族常见的崇拜活动是祭祖、祭神山、祭神树，在这种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就是插神座，即在祭坛中央的专座上插一棵树，树要分三层，层发三枝，枝系祀物，此为神灵之树。其中每枝代表一代祖，一层代表三代祖，三层代表九代祖，预示氏族根深蒂固，子孙发达，部落强盛。这一切都与“三星堆”青铜树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赵国相看来，这株青铜树无疑就是彝族的祖灵神树。

 

　　现今在一些彝族地区，每年过年和七月半祭祖节时，供饭的祖灵堂处都要插上松树等树枝，祭毕，全家席地坐于松针上就餐。(作者：陈俎宇)
 

                              来源： 贵州日报